基于产业投资视角的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与形成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是乡村旅游投资空间不均衡的外在表现。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投资不断增长,正加速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空间格局与区域差异。在对比认识浙晋乡村旅游发展差异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乡村旅游投资系统作用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差异的深层机理。结果发现：（1）以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为表征的浙晋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和市场成熟度差异显著。（2）在乡村旅游投资“自然—产业—社会”环境中,产业基础环境对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差异贡献最突出,是区域差异形成的核心要素,自然生态环境是基础,社会文化环境则发挥积极促进作用。（3）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是不同乡村旅游投资环境引起区域乡村旅游投资收益预期和回报水平与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及模式差异的结果。基于此,提出新时代乡村旅游投资IE-maps模式,以期促进区域乡村旅游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基于兴趣点(POI)挖掘的重庆主城区农家乐空间分布特征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之一。为了解重庆主城区农家乐的空间分布特征,以期对其进行布局优化,以从百度地图上抓取的564个农家乐兴趣点(POI)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从分布类型、均衡性和空间格局角度定量研究重庆主城区农家乐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重庆主城区农家乐分布类型为凝聚型,地区分布不均衡,空间格局为"多中心集群分布"型,存在"U"型农家乐核心密度圈,基本形成集中连片的带状空间格局,以北碚区和南岸区为高密度聚集中心点。农家乐空间分布主要影响因素为地形地势、植被覆盖、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客源市场和经济密度。     

少数民族聚集区乡村空间重构的影响机理——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

乡村空间重构不仅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还是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途径。和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其村庄基础设施差,而且由于人口迅速发展,其人地矛盾突出,因此对和田地区进行乡村空间重构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依据2015年对和田地区入户调查的1 162份问卷,选取了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职业特征和居住环境特征四个方面的19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选取农户是否愿意整治作为因变量,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迁居至中心村的影响因素和迁居意愿进行了回归分析。对问卷的统计可知,有64%的被调查者表示接受整治。通过与其他区域的调查对比可知,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快,农民接受整治的意愿也越强烈。相反,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其中心村整治的进展越缓慢,农民接受搬迁的意愿越低。农户是否愿意接受乡村重构,是农户家庭特征、居民点的基础设施和农户的职业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农户的家庭特征来看,家庭劳动力数量偏少、家庭年收入越高、耕地面积适中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农户的职业特征中,愿意参与土地流转、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户,其搬迁意愿是最强烈的。在环境特征中,若农户对居住环境和现居住村的建设越不满意、居住环境中需要改善的项目越多,农户的搬迁意愿越强烈。因此,对于和田地区来说,在引导居民集中居住的同时,要引导农户流转土地,促进更多人就业,积极推动特色农业的发展,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此外,农户对于整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期望就是改善居住环境,因此在未来的村庄总体建设和规划中,应积极改善村庄内基础设施,并与居住建设同步进行。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聚集区的乡村空间重构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对和田地区中心村的研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重要补充。     

乡村生活空间网络结构特征与优化——以江汉平原典型乡建片区为例

乡村生活空间网络是一定地域乡村居民依托社区节点,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彼此联系而形成的社会空间系统,探究其空间结构与优化策略对认识乡村生活空间内涵、重塑乡村日常生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以江汉平原典型乡建片区培育的9个节点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乡村生活空间网络三元系统,构建社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运用改进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法描述网络结构总体与节点特征,提出乡村生活空间网络优化策略。研究表明：区域乡村生活空间网络结构处于发育阶段,网络兼具整体松散与局部集聚特征,社区间联系正在加强;乡村生活空间网络节点质量有待提升,网络呈现层次清晰的3级节点体系,核心节点虽具有无法替代的网络地位但本身质量不高,次级节点的结构具有相似性需要择优培育,边缘节点需要丰富网络内外联系;基于此,必须构建“1心、8点、1轴、3区”的乡村生活空间网络结构。为评估并识别区域网络节点特征,预测并构建区域网络化发展体系提供了新思路,为平原农区的乡建片区提供了网络化发展的新模式。     

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近年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然而,目前鲜有文献涉及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考察。基于此,运用2019年1 740个县级行政单位样本,采用工具变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考察了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乡村促进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经过工具变量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数字乡村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是数字乡村通过推动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中对于GML和ML指数度量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规模经营度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80%和3.70%;二是数字乡村通过推动农业信息化发展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中对于GML和ML指数度量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农业信息化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70%和1.40%。(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农业规模经营地区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非规模经营地区没有显著影响。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西部地区...     

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长期性管理策略

分析研究了当前我国乡村发展所面临的严峻的挑战性问题，如乡村非农化进程停滞，城乡差异扩大带来的问题等；尤其是乡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危及到农业生产环境的安全和城乡居民的生存基础的情况，指出21世纪中国乡村发展相当迫切而艰巨；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框架下，提出了长期性管理策略，即类型管理、目标管理、乡村制度性投入的管理模式，并考虑了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与保障问题；随后针对乡村发展管理，构想了实施对策：即，1）积极推进城市化，缩减乡村人口总量；2）开展农业行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3）推进乡村产业的科技创新步伐；4）强化生态环境观念，实行空间开发管制、尤其是生态脆弱地区。此外还需强调环境教育机制和广泛的公众参与机制。     

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的演变规律及其提升路径——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为例

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为研究区,以2009年、2014年、2019年为研究时点,以2009—2019年为研究时段,按照思想缘起、理论基础、实证演绎、提升路径的研究思路,建立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测度的指标体系,分析其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9年,重庆西部片区的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水平不断上升,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各子系统韧性在时间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在空间上差异明显：自然系统韧性与人类系统韧性分别呈现出“由南向北递减”和“东西部向中部递减”的空间格局;居住系统韧性与支撑系统韧性则分别呈现出由“低值点缀分布”逐渐过渡到较为均衡和“普遍均衡、高低值点缀”的空间格局;社会系统韧性表现为“西部增强、东部减弱”的空间格局特征。借助障碍度模型对重庆西部片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及不同区县面临的主导障碍进行诊断,根据结果将重庆西部片区划分为单一主导障碍型、双重障碍型与三层障碍型三种类型,据此设计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差异化路径,以期打破重庆西部片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多重制约。     

常熟地区农户庭院植物多样性与配置模式

选择常熟地区代表性乡村,对农户庭院植物多样性和配置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其植物物种组成和多样性,并利用TW INSPAN分类方法,研究了庭院植物配置类型与模式。结果表明:在对281个户级庭院调查中,170户庭院中栽种植物,111户庭院中无任何绿化,共栽种植物151种(含变种、栽培品种),隶属58科116属;庭院植物配置可划分为4种庭院类型和10种配置模式;植物的层次结构对于多样性指数影响较大,植物配置模式的结构越丰富、复杂,其物种多样性指数越高。认为观赏性植物成为庭院的主体植物,观赏功能成为庭院植物的主要功能;庭院内有效绿化面积不足,单位面积植物生态效益较低;乡土植物景观建设与物种多样性保护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枫林红了 山庄富了 村民笑了——永定区龙潭镇枫林村矿区复绿侧记

"新年到了,满山枫叶红了。现在水质开始变好了,河里看得到鱼了,空气也变好了。"这是2020年12月28日,龙岩市永定区应急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树淦一行来到区应急管理局挂钩村龙潭镇枫林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华丽转身美丽乡村枫林村昔日是永定区最大的矿产资源村之一,由于长年的煤矿开采,生态环境受到较为严重的破坏。     

大田:流动宣传车“游走”乡村集市

"安全头盔能保命、驾乘摩托戴上它,醉酒驾车、害人害己!……"7月25日,在素有大田县茶叶之乡—屏山乡的集市上,一句句真切的宣传口语不时传入前来赶墟的广大农民群众耳中,原来是交警部门趁着墟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此时,在交警宣传车旁早已围着不少群众,有的在看视频片段、有的在听民警讲解发生在身边的事故案例,现场甚是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