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中国用能权交易体系的制度衔接之维

用能权是具有公私法双重属性的管制性财产权。用能权交易是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一项制度创新,对实现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用能权交易制度旨在从供给侧实现节能降耗目标,与其并行的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还包括节能量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节能量交易与用能权交易的规制对象、规制手段、制度设计目的和约束功能相近,故两者存在制度重复建设问题。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设计目的具有协同性、规制对象有交叉,但两者在用能权指标和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履约等方面存在制度衔接不畅问题。通过法学和制度经济学分析,对用能权交易、节能量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整合与重构提出了建议。中国应当取消目标节能量交易制度,并以核定用能权交易取代项目节能量交易。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衔接层面,应当打通用能权交易体系和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立联合履约机制,即允许用能单位或排放单位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使用用能权指标、核定用能权、碳排放配额或核证减排量履约。用能权指标与碳排放配额在履约方面的衔接机制重点在于一级市场的对接。用能权的初始分配仅仅是为重点用能单位设定节能义务的过程,应当以公平为原则,并且采取免费分配的方式。相对于用能权交易制度,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则是为了控制排放单位对碳排放空间这一资源的过度利用。因此,在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环节,政府应当通过有偿分配的方式以实现国家对碳排放空间这一稀缺资源的所有者权益。建立核定用能权和核证减排量的联合履约机制,既允许用能单位购买核证减排量抵消其超额耗能,也允许排放单位购买核定用能权以抵消其超额排放,并对抵消比例设定限制。     

深化资源品价格和环保体制改革

国务院近日同意并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体制改革,主要任务包括:推进电价改革,择机推     

刘小龙 掀起山西宣教新高潮

他将不断创新行政机制作为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制度支撑,牵头和参与制定了《山西省环境保护新闻发布制度》和《山西省环境保护舆论监督制度》。近年来,山西环保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环境空气质量得到了持续好转;地表水断面水质历史性回升;在线监控、排污权交易等多项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骄人成绩,在全国环保工作经验交流中被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亲口誉为＂山西环保精神,趟出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希望之路＂,这其中的收获,与强化环境宣传教育、营造全方位的舆论支持功不可没。     

唐山排污权交易模式浅析

对开展排污权交易的目的、意义、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对唐山排污权交易的工作进程以及交易指标、交易主体、交易程序、指导价格、申购数量、交易范围、优先及限制条件等模式特点进行了阐述,以期为同类型城市开展排污权交易提供参考。     

住宅遭受交通噪声污染时开发商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初探

从分析住宅遭受交通噪声污染时开发商民事责任的性质入手,探讨了现行声环境质量标准对开发商的适用性和合理性,阐明了开发商的责任范围,提出了完善住宅声环境质量标准的建议。主要结论:目前我国尚缺乏合理的约束开发商的住宅声环境质量标准;开发商的隔声减噪义务主要包括留出与道路之间的防噪距离和采取安装隔声窗、封闭阳台等隔声措施;应将门窗封闭状态下的室内噪声限值颁布为住宅声环境质量标准。     

综合农协:“三农”、“三治”脱困之路

大量原住民人口,资源高度稀缺,加上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净流出,"三农"问题成为必然。政府与九亿农民之间"交易费用"过高,对抗性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等"三治"(县乡村治理)问题在所难免。效仿日韩,在农村推广金融合作、供销合作、专业合作三位一体的综合农协,使农村经济基础尽可能不与上层建筑发生剧烈矛盾,在此前提下可适时推进农口大部制改革,这种由下至上的合作经济建设与由上至下的涉农部门改革的配套,将构筑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的基石。     

中国水权配置效率分析

基于整个社会的视角,对水权交易效率进行公理化分析,为水权交易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首先,提出分析的假设条件,定义水权配置效率,该效率满足完备性、传递性公理.其次,定义水权边际价值、总价值,提出水权边际价值递减规律.再次,给出水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定义,提出帕累托最优时水权配置状态的定理,并论证水权的帕累托配置是稳定的水权配置状态.根据极限理论,给出水权配置序列收敛于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定义,论证了在现实水权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水权交易重新配置水权才能逼近水权配置的最优状态--帕累托配置,而依靠行政配置无法实现.最后,采用本文理论分析我国水权交易现状,指出由于我国目前水权交易成本过高,水权配置向帕累托逼近的速度慢,水权配置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随着我国水权交易制度的日趋完善,水权配置将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实现水资源的充分利用.     

清洁发展机制与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构建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创设的实现全球碳减排目标的三大灵活机制之一,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在我国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对我国参与国际碳市场和构建国内碳市场带来了风险与障碍.针对于此,本文对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类型、数量、注册、签发等情况进行对比,发现我国虽然项目众多,但发展极不平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法律保障机制缺失,项目减排潜力发挥不充分,缺乏对转让技术的科学评估等.然后,通过介绍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在2012年“后京都时期”的发展趋势,揭示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所承担的项目投资减少、成本增加等市场风险以及“碳泄漏”等环境风险.针对上述问题和风险,本文提出以现有清洁发展机制经验为基础构建中国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本思路,即建立以排放交易法律体系为基础,以自愿碳交易市场构建为起点,以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为保障的中国碳排放交易机制.     

基于博弈论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模型探讨

随着对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水等点源污染治理能力的不断增强,农业非点源污染对水质环境的影响日益凸现.相对于点源污染,非点源污染发生的不确定时间、不确定途径、不确定量等特点给治理政策的制定带来很大难度.本文从著名的公地悲剧现象出发,着力从市场博弈及政府监督博弈两个模型分析非点源污染制造者之间的博弈格局,并提出以“集体表现”的形式对非点源污染进行管理和控制.市场博弈模型中以一定的排污削减目标为前提,确定以成本最优的原则进行点源-非点源排污权交易是可行且有效率的;而政府监督博弈模型的结果显示:合理的环境补贴和惩罚机制、政府对自身声誉及公众形象的重视及维护对非点源污染治理起正向促进作用.     

海河流域水污染成因与多层次治理结构的制度选择

海河流域是我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但也是水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地区,水污染的有效治理对区域内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海河流域水污染现状及成因的基础上,指出单纯依赖以排污权交易为主的市场化手段进行治污的局限性。最终,分别提出针对省(市)级政府、地市级政府和企业三个层面应该采取的多层次水污染治理结构的制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