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产业碳排放强度变化及驱动因素研究

为探讨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采用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模型及归因分析(LMDI-Attribution)方法,基于1996—2014年数据从细分行业角度进行研究。针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作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排放因子三因素LMDI乘法分解,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效应作归因分析,量化4个行业对分解因素影响效应的贡献,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996—2014年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主要呈现下降趋势,累计下降23.05%。其中,能源强度是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下降的主导因素,其影响效应为-61.18%,对这一影响效应贡献最大的是工业,并且四大经济部门均通过能源强度在不同程度上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有所减小,可见"阶梯电价"、"千家企业节能项目"、"十大重点节能项目"等相关政策在工业发展中对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明显。产业结构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增加23.53%,其主要贡献者是工业,说明"工业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等一系列政策的效果不明显;然而农业则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贡献值为3.09%。碳排放因子在1996—2014年间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影响为60.47%,是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增加的主要因素,说明京津冀地区的能源结构不合理。工业对这一效应的贡献最大为55.97%。可见,工业在京津冀地区的温室气体减排工作中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群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宜居人居环境的重点地区,其人居环境发展状况备受关注。基于此,本文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从人文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人居环境质量计算模型和系统协调度模型,对其人居环境质量进行静态定量化评价和动态综合性评价。研究表明:(1)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与社会环境的关联性最大,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时空发展不均衡、地域差异大,是制约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发展的突出问题。(2)2000—201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水平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且增速较稳,增幅较小;各要素间的协调性均达到了中级协调等级;系统层的评价值除人文环境外,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式上升态势;领域层的评价值差异明显,发展不均衡。(3)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水平逐步提高,且排名相对稳定;各要素间的协调度等级差异较小,但起伏变化较大;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格局,内部级别差异显著,可分为较好、一般、较差、差4个等级。在今后的发展中,应针对山东半岛不同城市人居环境问题采取因时因地制宜的协调对策,创造整体最优人居环境。不仅要提高城市群的整体经济水平,提升城市群的短板建设,推动人居环境协调发展,还要符合新常态下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要求,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科学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山东半岛城市规划研究与实施力度,探索"多规合一"模式。     

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测度与整合路径研究CSSCI

以协同学理论为指导,构建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协同度测量模型,对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和整合路径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按照协同度的正负、峰值和变化程度可以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划分为四类;京津冀旅游产业整合路径有外部整合和内部整合,其中外部应注重对法制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和认知环境的整合,内部则需做好旅游企业、旅游产品、旅游市场和旅游营销的整合工作。     

中国三大城市群城市化动态特征对比

1990年代以来,中国步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其中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成为引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本研究耦合城市异速增长和标准化区位商分析方法,对三大城市群1990年代至今的城市化动态特征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城市形态扩张与功能演变的耦合作用过程。结果显示:①在城市形态扩张方面,三大城市群异速增长类型差异显著,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分别呈现持续的负异速增长和正异速增长形式,分别表现为人口高度聚集和建成区急剧扩张特征;而京津冀呈现正负异速增长交替增长形式,人口集聚与建成区扩张程度均较低;②在城市功能演变方面,三大城市群第二产业发展阶段不同,第三产业格局演变差异明显;③城市形态与功能耦合作用促成了城市群城市化进程向不同方向发展;对外开放、技术创新、政府干预等是影响城市群形态扩张和功能演变的主要驱动力。鉴于三大城市群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导作用,对其形态扩张与功能演变动态特征的对比研究能够深入理解国家及区域尺度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和机制,并对我国其他城市群的科学、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京津冀城市生态文明评价

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是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定位生态文明建设存在问题的关键。从城市群视角出发引入生态位理论,界定生态文明位内涵,构建涵盖社会子系统生态位—经济子系统生态位—资源环境子系统生态位共29项指标的城市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相对生态文明位和生态经济指数的二维模型,测算京津冀城市群6个案例城市在2007—2011年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趋势以及地位。结果显示,2011年北京生态文明水平(相对生态文明位)最高,邢台生态文明水平最低,石家庄、秦皇岛、承德、天津生态文明水平分别排名第2、第3、第4、第5。2007—2011年,北京、承德、邢台生态文明水平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而秦皇岛、石家庄、天津呈现小幅上升趋势;但生态经济指数测算显示,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生态资源环境的占用消耗大,承德有较好的经济发展潜力。并基于该二维模型,将京津冀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分为4种类型:发展失衡型、相对和谐型、高质量发展型、资源环境优势型,分别确定城市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指导依据。     

河北廊坊拟建占地7.33万hm~2森林湿地生态走廊

<正>2014年以来,河北廊坊市积极谋划在南部地势低洼的霸州市、文安县、大城县3县市建设京南森林湿地生态走廊,以改善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据廊坊市水务、林业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霸州市、文安县、大城县3地地处京津冀城市群腹地,位于廊坊市南部华北平原相对低洼部位,河流、沟渠密     

山东半岛城市群循环型旅游业评价研究

在对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循环型旅游业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发展状况进行评价,进一步提出发展循环型旅游业的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念已被社会各界所接收,并逐步深入到社会发展计划及区域政策制定中。以区域差异分析为基础的区域格局优化是促进区域发展的核心内容。从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人口与公共服务和科技创新等5个方面选取23个指标,构建其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综合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有助于认清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发展格局形成的过程,出现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从而制定相应的区域调控政策,这对于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及推进中部崛起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5年和2011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7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借助SPSS、GIS软件,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分析其综合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综合发展分值有所提升,但增长潜力仍然很大;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且两极分化趋势明显;整体呈现出以武汉和长沙为中心,以南昌、合肥为副中心发展格局,但中心城市带动作用较弱,制约各城市群发展的因素各异。因此,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努力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总量的同时,转变经济产业结构,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应加大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的投资强度;充分利用已有的地理区位及资源、科技人才优势发展第二、三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能耗,保护环境;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区域宏观调控,注重城乡统筹发展,协调、平衡区域内部均衡发展,缩小区域之间及内部差异,促进技术转移和优势互补。     

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县（市）作为研究单元,采用综合指数法,分别计算山东半岛城市群1986、2008年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通过比较各单元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的变化,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特点;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定量探讨了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经济活动有明显的经济中心指向、沿海指向,空间发展依然以极化为主,新的发展极已经出现,但分布在区域的边缘地带,带动作用不大;大都市区整体规模加剧膨胀,核心和外围地区出现极化和反极化现象;东部地区出现网络化发展的雏形。原有经济基础、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和经济全球化水平是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京津冀地区地位特殊、作用重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改革元年"的一招大棋。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中央统筹规划、地方协同创新,科学定位、优势互补,政府与市场相结合,集约绿色、生态文明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