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强度变动的就业效应研究

能源强度反映了能源的利用效率,并且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本文在1995-2009年各省份数据的基础上,利用面板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面板协整模型分析中国区域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的动态作用及其长期均衡关系。结果显示,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能源强度对就业总量和就业变动率有着负向的冲击,能源强度的降低可以有效拉动中国就业的提高。各个省份之间的能源强度对于中国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影响作用由西向东呈现出梯度递增的趋势。因此,建议通过扩大经济增长的规模降低能源强度,提高就业水平;东部地区应侧重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发展第三产业来增加就业,而中西部地区可以适度降低能源的消费总量,并不会对就业产生较大的冲击;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政策的时滞效应,通过优化工业布局,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实现能源强度变动与就业增加的良性互动。     

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农民群体逐渐分化为不同职业的农民阶层,由于职业选择的不同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农民在经济收入、产权偏好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导致他们对土地流转意愿与决策行为的选择也出现分化,因此,研究由于农民职业分化导致的产权偏好不同及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利用笔者对江苏省实地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在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的基础上,运用Lagistic模型对农民职业分化、产权偏好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职业类别、非农收入比重、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是否拥有转让权、地权稳定性、地区虚拟变量对土地流转有正向影响,年龄则对土地流转有负向影响,而农业劳动力人数、土地的养老保障作用和是否具有抵押权则对土地流转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应强化土地产权、完善产权结构、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和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素质、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利益主体视角下的西部新农合制度运行困境分析

实现新农合制度设计的初衷目标、提升制度的惠农政策效果,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探寻制度实施效果与设计预期目标的偏差,科学厘清出影响西部新农合惠农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本文基于西部10省区17县(区)的780份农户调研数据及相关统计数据,从医(医疗服务机构)、患(参合农民)、保(医疗保障机构)、管(政府)四方利益主体的视角,对西部新农合制度运行中的困境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既有的新农合制度运行框架模式,会陷入医疗服务机构行为扭曲与服务供给可及性差并存、医疗保障机构经办能力不足与保障效果欠佳并存、政府市场化导向与公共服务职能缺失并存、农民参合意愿强烈与被动参合并存的运行困境.三方强势主导形成的主体间利益失衡,必然影响到新农合的持续运行发展.因此,在新农合制度由试点普及向规范持续运行转轨的关键时期,必须以激励约束机制为突破,构建利益相关主体的协同联动改革机制,有效调动运行主体的积极性,实现新农合制度的持续运行.     

农地城市流转中农民集体福利均衡分析

农地城市流转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福利状况韭已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农民集体作为影响最为深刻的利益集团之一,其福利在农地城市流转中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均衡成为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首先介绍了农民集体福利的概念及其测度方法,然后论述福利均衡的概念,提出农民集体福利均衡分析的三个假设,在此基础上,对农地城市流转中的农民集体福利进行分析,提出实现农民集体福利均衡的条件,结果表明农地城市流转中农民集体福利均衡的必要条件为农民集体获得的经济补偿大于或等于其福利损失.然后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当前土地征收中农民集体获得的福利补偿不能弥补其福利损失,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民集体福利呈现不均衡状态.最后提出农地城市流转中要尊重农民集体的土地产权,进一步提高农地征收的补偿标准,使农民集体获得的货币补偿能够弥补其由于土地财产损失造成的福利损失,以实现农民集体福利的均衡;政府应当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讯、电力、饮水、居住等条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提高农民集体的福利水平,以弥补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权受限造成的二次福利损失.     

建立非公企业工会“主动参与”机制

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非常发达,非公企业已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0％以上,创造了全省70％以上的GDP、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但企业安全卫生形势依然严峻。非公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已成为浙江省工伤事故发生单位和死伤人员的主要领域。2001年,浙江省总工会十一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明确要求,将全省工会劳动保护工作重点尽快转移到非公有制企业,并提出了建立组织、开展活动、畅通渠道的非公企业工会劳动保护试点思路。     

中国经济转型期就业制度的回顾与评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经济转型,就业制度也随之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经济转型期就业制度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结晶。     

株洲：深入基层搞调研破解难题为百姓

湖南省株洲市在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密切联系实际,紧紧抓住当前劳动保障工作中的难点、热点问题,深入基层搞调研,破解全市新型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的难题,为被征地农民排忧解难,使他们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就业促进：问题与政策调整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部分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愈加突出,贫困人群规模不断扩大,贫困的程度逐年增加,而传统城镇社会救济制度存在救助对象有限、标准过低以及经费严重不足等缺陷。为了解决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以维护社会稳定,1993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先在上海确立,并迅速在其他城市推广。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至此,我国已基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衡阳市统筹城乡就业帮助返乡农民工就业

湖南省衡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近年来,衡阳市已成为面向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的劳务输出大市。今年春节前农民工返乡人员达5056万人。截至2月5日,全市再度外出务工人员3405万人,其中出省人员2724万人,省内681万人。目前失业返乡农民工在家待业人数达1651万人。面对这种形势,衡阳市各级党委和劳动保障部门高度重视,始终把统筹城乡就业放在当前“保增长、促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泰兴：实行“四着并举”保就业

面对当前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江苏省泰兴市实行“四着并举”,千方百计开发就业岗位。一是创业带动“遣岗”。进一步加大对创业的服务扶持力度,认真办好“创业就业服务超市”、“农民创业指导中心”和“农民创业指导站”,为城乡创业者提供创业培训、创业指导、项目推介和资金扶持等“一条龙”服务,不断放大“超市”、“中心”和“站”的辐射带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