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发展权在中国耕地资源保护运用中的再探讨

文章在分析现有耕地保护政策体系所存在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耕地资源保护中运用可转移发展权这一构想。重点诠释了可转移发展权的内涵、运作机理．确立了土地发展权转移市场机制的构建方案。探讨了转移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并对其在耕地资源保护中运用的预期效益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论表明：以往的耕地保护对于农民来说明显地缺乏经济激励和公平性．导致耕地保护的效果不佳。而土地发展权的引入及其转移制度的确立,不仅可以消除因规划造成的土地所有人之闻的利益不均衡．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和开发商的经济激励。而且还能够降低政府成本。这对中国的耕地资源保护有着十分迫切和现实的意义。     

中国式家庭农场形成机制研究——基于皖中地区“小大户”的案例分析

基于皖中地区"小大户"的案例分析,研究了中国式家庭农场的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农业生产方式,"小大户"不仅实现了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而且使传统农民独立出来,成为"职业农民"。"小大户"的形成是农业生产及其组织方式变革的鲜活例证,一方面,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地的流转及规模经营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农地的流转及规模经营有其生成的动力,但又确实存在一些因素制约着这一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普遍生成。"小大户"的形成是政府(地方政府或村集体)推动和农民自发意愿耦合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小大户"形成的根本动力是农民对经济激励的自发性反应,而政府的作用则在于如何为这一生成扫清障碍,以降低农民在其生成过程中付出的"交易成本",并减少农业的经营风险和使农业生产更具可预见性。因此,建议政府在尊重农民的自发性及意愿的前提下,提供相关的公共物品,以促进中国式家庭农场的形成。     

绿色就业:理论含义与政策效应

虽然大力发展绿色就业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关于绿色就业的理论内涵仍缺乏清晰界定。本文通过跟踪国际和国内研究对绿色就业的定义与内涵,认为绿色就业是对传统增长理论的修正和完善。具体而言,绿色就业是对环境具有正向效应,能促进能源节约与污染减少的工作,其单位产出的污染物影响及负荷较小,同时这些绿色岗位能够提供体面的工作。本文指出绿色就业的内涵丰富,需从环境维度、社会维度和经济维度来理解:在环境维度方面,绿色就业必须是环境友好型的、环境可持续、节约资源的就业;在社会维度方面,绿色就业必须是体面的工作,能够为劳动力提供有保障有尊严的岗位;在经济维度方面,绿色就业必须是有高附加值的、能够创造收益的就业。对绿色就业的确认要从直接度量、全生命周期度量、边际度量和性质度量四个方面把握。在此分析框架下,绿色就业可分为原生绿色就业、过程绿色就业、终端绿色就业三种类型。原生绿色就业指的是本来对环境有利、节约能源的就业,如传统农业、城市绿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清洁能源技术等。过程绿色就业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提高能效、减少碳排放改善生产过程的就业,涵盖了制造业中的大部分岗位。终端绿色就业指的是废物回收、生态修复等一系列针对环境恶化所采取的补救措施而产生的岗位。中国已经初步构建起绿色就业发展的框架,但直接激励措施仍不到位。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强化直接激励措施和加强绿色技能的培训是启动中国绿色就业市场的努力方向。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WTO背景下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新认识

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是大量使用劳动力的产业,中国一般地要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认识已太简单,过时了,所谓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在世界范围内仍无法用非劳动力要素替代或替代成本过高,仍必须大量使用劳动力要素的产业,这就既要求我们不要把已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产业继续人为地搞成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要求我们去努力寻找并发展真正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而为我国众多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并使其等量劳动创造等量价值和获得等量收益。     

国外残疾人就业政策转型：从保障到融合

残疾人就业政策制定的挑战在于既要保障残疾人员的基本生活,也要提供充足的措施以支持他们融入社会和工作。因此,大多数OECD国家经过长期探索,对残疾人就业政策进行了从保障到融合的转型,主要包括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政策。需求政策包括定额就业、反歧视立法、雇主津贴、庇护工作岗位;供给政策包括职业康复、培训项目、就业援助。     

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与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

近年来,作为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手段,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受到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虽然如何推动新型城镇化仍存在争议,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考察农民偏好迁移至哪类城市。本文立足于中国农民以家庭为重的社会现实,将推拉理论、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等主流人口迁移理论整合到社会心理学家Lewin的行为分析框架,提出我国农户的迁移行为公式。理论分析发现,农户的城镇迁移偏好是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乡村联系和城市融入等四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用CGSS2010的2 355户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将农民迁移的目的地分为"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地级市"、"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等5类,考察了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现状及其指标特征,并在多重共线性和适当性检验的基础上,以多项Logistic模型来分析农民倾向迁移至哪类城市与其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选择向小城镇迁移的农户相比,拥有较多乡村社会资本的农户更偏好迁移至县城/县级市,而不愿意去更大规模的城市定居,表明乡村联系对农户城镇迁移具有一定拉力;年龄较小、健康状况较好、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较高、有成员长年在城市务工以及流入土地开展规模经营的农户,更偏好向地级市迁移,表明地级市已经成为市民化能力较强农户的理想迁入地;健康状况较差、子女个数较多、承包地面积较少、没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农户,更乐于向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移民,表明境况较差的农户反而期待去大城市闯荡一番。整体而言,土地流转能够推动城镇化,城市工作经验会让农民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只有资源禀赋差、生存压力大的农户仍有"大城市梦"。因此,为了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政府首先应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减弱进城务工人员与乡村的联系;其次要加快地级市的发展,让一部分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先行市民化;最后要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增加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和地级市的吸引力,以消解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部分）

（43）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新机制。     

苏州：建立“职业指导公共服务平台”

2013年起，江苏省苏州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全面加强了职业指导工作力度，出台了《苏州市职业指导“一带一”工作制度》，规定了全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和社区劳动保障协理员两个层面的职业指导服务标准，在明确职业指导“建立关系、收集和分析资料、制定和实施方案和跟踪回访（效果评估）”四个工作流程环节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指导师的具体工作要求和操作细则，苏州公共职业指导工作开始了个性化、精细化、规范化的新探索。     

一个民间环保人士的建筑宣言——安吉生态民居模式分析

199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已进行了10余年,部分农民已经有一定经济能力改善自己的住宅,于是拆旧房建新房成为农村盛行的一种社会现象.不管有钱还是没钱,建房成为农民生活中的大事,这让大部分农民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成为农民的一种心病.但问题远不止这些.任卫中只是安吉港航处的一名普通职工,生活在农村,从1990年起开始关注环保,对农村建的房子很不满意,甚至觉得痛苦.这种痛苦源自建筑制造的污染,一种是建筑给人在精神上的视觉污染;另—种则是开采矿山和加工制造建筑材料带来的环境污染.渐渐地任卫中想到了自己要去盖房子,这房子不是为自己居住,而是向社会的一种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