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喀斯特地区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技术与实践:以义龙新区为例

国土空间规划是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绘制未来“美丽国土一张蓝图”的重要抓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前提和基础.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义龙新区为研究对象,围绕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城镇建设功能特征,以定量方法为主、定性方法为辅,依次开展了资源环境要素单项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集成评价、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并与现状土地利用进行对比,识别其国土空间开发问题和潜力.结果表明:①义龙新区生态保护极重要区面积占比为36.93%,农业生产适宜区面积占比为24.84%,城镇建设适宜区面积占比为25.08%,三者可分别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城市化发展区.②生态保护极重要区中基本农田面积为23.60 km2、一般农用地面积为15.21 km2,农业生产不适宜区中基本农田面积为72.17 km2、一般农用地面积为27.63 km2,地块功能指向重叠性较大,建议结合城市发展意向,明确不同区域功能指向的侧重.③后备耕地面积为131.87 km2,后备建设用地面积为114.85 km2,与实地核查结果相符.研究显示,构建的喀斯特地区“双评价”方法体系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实现了格网单元地域功能优化分区.      

差异化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思考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生态系统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压力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过程,降低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威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也是应对以上生态系统问题的重要手段,我国已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但是,目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相关研究尚缺乏系统的梳理,相关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也缺乏系统总结,不利于生态修复工作的深入开展。因此,亟需系统梳理我国生态修复相关工作的演进脉络,阐述不同时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目标、手段、区域的差异化,剖析当前我国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遇到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关应对策略,以期裨益于我国新时期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研究表明：（1）我国的生态修复研究经历了萌芽、早期实践及新时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演进过程。各个时期生态修复目标、手段和区域的差异化明显。（2）当前,我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主要问题是,生态方面的历史欠账多、现实矛盾多,生态系统功能问题较为突出,生态修复部门职责相对分散、履职较为矛盾,生态修复投入机制相对单一。（3）未来,应该分别依据生态问题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行政与市场维度的差异化,分别开展有针对性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     

新时期国土空间安全背景下的空间规划系统思考

当前,国土空间治理模式正由原空间规划“集群”向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转变,国土空间安全这一空间发展底线问题成为规划各界热议的焦点。基于系统理论,梳理了国土空间及其规划系统,重点分析了具有什么系统性质的空间规划才能更好地保障国土空间安全。研究表明：（1）国土空间规划完善的法律体系与科学的系统接口是保障国土空间系统安全的关键; （2）国土空间规划立法,应构建以国土空间规划法作为基本法,形成以法律法规、标准体系为核心的结构清晰、内容统一的法规体系,以使空间规划系统结构合理;（3）系统接口方面,建立以硬件接口和软件接口为主要类型、国土空间规划全生命周期为核心的三维系统接口,实现“五级三类四体系”的三维衔接。     

面向国土空间应急安全保障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体系构建——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为了满足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设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和管理体系需要改革。在深入分析现有控规管理对国土空间应急安全保障方面的响应与不足的基础上,增加了“预防+应急”的控规管理工作路径并构建指标实施体系。“预防”是指通过空间环境的塑造来提高城市韧性,增强城市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预防”主要方法是： （1）将健康城市理念融入控规指标体系;（2）缩小控规单元管理规模,形成从编制单元到地块单元的空间传导体系。“应急”是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通过控规管理首先保障城市生命系统的可持续性;通过控规对部分土地兼容性的引导及对应急设施、通道、空间的布局来满足防疫需要。     

中国土地利用规划的指标分配逻辑：兼论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

用地指标是我国空间规划实施和国土空间管制的关键政策工具。研究收集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数据,利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了用地指标分配的偏好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了省级和市级因素对指标分配的交互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1）用地指标分配策略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绝对量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而相对量呈现西部和东南高、中部和东北低的空间特征;（2）用地指标分配模式主要受经济发展需求驱动,缺乏对水土等资源环境限制性因素的考虑;（3）快速发展期的省倾向于集中分配策略,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则更为均衡。因此,需坚守资源环境底线,配合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实施差别化的用地指标管理策略。     

国土空间规划中水生态空间及保护线的多维识别技术与应用

水资源短缺制约了很多城市的发展,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潜力与承载能力与水生态空间密切相关。综合考虑水生态空间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以济南市为例界定了水生态系统的功能属性,明晰了水生态空间和水生态保护线的基本概念,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并协同多种涉水规划,集成水生态系统的复杂功能,提出了水生态空间和水生态保护线划定技术方法,对于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及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济南市水生态保护线面积为1992.2 km²,水生态保护线面积仅占水生态空间的60.2%,两者的保护范围有明显差异。从不同维度表征了济南市水生态系统保护空间的分布特点,其中,陆域空间是保障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滨水岸线是水生态系统最脆弱的区域,水文化空间还有很大潜力有待挖掘,济南市在保障水安全和改善水环境等保护目标上面临较大压力。     

基于"多规合一"空间规划的环境管控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新形势下我国空间规划和环境管控的任务和要求变化,探讨空间规划中环境管控的最新要求,分析"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简称"三线一单")与"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简称"三区三线")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三线一单"的管控要求在空间规划体系中的约束机制和相关技术要求,提出空间规划中环境管控的落地措施。     

规划逻辑转变下的都市圈空间规划方法探讨

应对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要求,我国都市圈空间规划面临生态文明导向的政治逻辑转变和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发展逻辑转变。基于规划逻辑转变,明确了都市圈空间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以聚焦空间协同发展为核心的专项规划,从对应需求目标引领和因地制宜问题协调两个视角,提出了都市圈空间规划编制的技术框架。结合当前都市圈空间规划实践和空间规划改革的要求,研究认为规划编制重点应聚焦以传导和协同为导向的指标体系制定、流动性的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和调控、协同管控和利用的空间格局谋划、跨界组团空间合作等。针对都市圈缺乏统一的实施主体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类型都市圈空间规划编制组织方式、规划实施的区域合作机制、都市圈管理信息平台的共建,以及都市圈空间规划实施情况的动态监测等。通过对都市圈空间规划编制理念、技术框架、重点内容和实施组织的系统探讨,将为我国都市圈空间规划的编制和都市圈空间治理的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     

廊道与源地协调的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构建生态联系紧密且生态干扰更小的生态安全格局,是平衡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国土空间中,为形成廊道与源地的协调与保护兼顾的生态安全格局,以环洞庭湖区域33个县（区）为例,针对核心生态源地与自然廊道、经济社会源地与人工廊道分别形成的生态格局、城镇格局,揭示两者之间生态关键点及生态干扰点的分布特征,并差异化应对。结果表明：（1）为促进生态要素的空间联系,1537条生态廊道应纳入生态安全格局中,908处生态关键点需要保护,而0.48%的经济社会源地面积应退让给自然廊道。（2）受干扰的核心生态源地面积占比和自然廊道长度占比分别为1.36%、12.95%,8800处生态干扰点可采取缓冲、预警等主要应对策略,以协同发展自然—人工系统。（3）为满足生态保护用地应持续增加的需求,非核心生态源地内,面积分别为203.22 km²、125.67 km²、35.59 km²的一、二、三级自然廊道可分批作为生态安全格局未来发展的储备用地。研究结果可为协调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生态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提供参考。     

江苏省县域“三生”功能时空变化及协同/权衡关系

揭示江苏省县域“三生”功能的时空关联特征及协同/权衡关系,可为县域空间规划布局提供理论支持。从生产—生活—生态三个维度构建国土空间三生功能识别体系,以空间自相关和相关系数法定量测算江苏省55个县域1996年、2005年、2015年三个时期的“三生”功能时间效应及协同/权衡关系。结果表明：（1）江苏省“三生”功能生态位宽度变化各异,空间分布各具特色,具体表现为：1996-2015年生产功能生态位宽度时序上总体呈增长状态,变化过程具阶段性;空间上呈“南高北低”格局特征,长江南岸条带状集中分布,长江北岸则呈多集聚斑块状。1996-2015年生活功能生态位宽度不断压缩,空间上具以市辖区为中心向外同心圆衰减规律。1996-2015年生态功能生态位宽度不断增大,空间上生态功能生态位宽度具依山傍水呈高值特征。（2）江苏省1996-2015年间,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均有随时间变化正相关类型（高高、低低）集聚明显,“组团”式分布;负相关类型（高低、低高）集聚性低,“离散”状分布规律。 （3）生产与生活功能存在空间协同关系,生产与生态功能呈协同/权衡波动变化态势,生活功能与生态功能变化趋势类似于生产与生态功能,交叉变化更明显,不同年份协同/权衡关系在不同单元有明显差异。研究表明,以上特征均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强的吻合性,未来应逐步改变以生产功能过速扩张压缩生活、生态功能的现象,应以保护生态环境、提升生活质量实现“三生”更加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