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创新转移中的条块互动与政策建构——基于江苏省河长制转移的过程追踪

政策转移中的建构状况影响着政策创新外溢效应的发挥,构成新时代国家治理效能的影响变量。文章以河长制这一典型条块互嵌型政策为例,基于江苏省河长制政策转移的过程追踪,研究了“条”“块”核心行动者网络的动态演变及其对政策转移过程的建构作用。河长制政策转移嵌入于“块”“核心条”“参与条”构成的核心行动者网络中,随着发源地危机情境向移入地常规情境的转换,呈现出“地方党政领导权力介入的强中心网络-条块多中心网络-牵头部门主导的弱中心网络”的动态演进,与之相对应的是河长制在生成、传播、应用三个环节所经历的三重建构：(1)水危机情境触发了地方党政领导权力的介入,推动了条块责任共同体的生成,塑造危机情境下的河长制条块职责体系;(2)在属地创新政绩和部门履职绩效的双重激励下,条块共同推动了河长制去危机情境化,河长制被塑造为可以转移到常规治理情境的“最佳实践”品牌;(3)在移入地的应用阶段,受常态化考核悖论、领导注意力转移等因素影响,河长制常态化运作职能让渡到牵头部门——水利部门,随着河湖治理常规性任务的嵌入和地方技术型治理知识的注入,河长制实现了常规情境下的政策再生产。政策创新转移中的政策建构空间是政策知识...     

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具有“污染光环”效应?

FDI是否引致并加剧了环境污染一直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并存在较大争议,形成了"污染光环"和"污染避难所"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其中,"污染光环"假说认为,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了东道国环境质量,而"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发达国家企业将产业链中高污染、高能耗部分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其环境质量恶化。本文将两种针锋相对的假说进行融合,认为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和自身累积阶段的不同而呈现非对称特征,而不是非正即负,因此,将经济发展阶段和FDI自身累积分别作为转换变量,构建FDI对环境污染的面板平滑转移(PSTR)模型,研究结论如下:(1)外商投资通过发挥"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等促进了我国环保技术水平,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即FDI并不是引起我国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2)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存在两个转换机制,分别在人均收入达到0.527和1.027时实现转换,并且由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间的平衡,使得FDI随人均收入的提高抑制程度先缓慢减弱后迅速上升,最终稳定在0.165附近。(3)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自身累积量为1.999处实现低区制往高区制的转变,且转换速度适中。并且,在FDI累积较低阶段,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但当FDI累积量超过门限值,FDI投资结构进一步升级促使其对环境污染的抑制效果开始显现。基于此提出建议:(1)在实行严格FDI进入标准、优化FDI投资结构的基础上,持续引进FDI。(2)应该适时适度地调整FDI引入政策,引导过剩FDI在城市间、产业间合理流动,实现FDI在不同城市间与不同产业间的科学分布和优化配置。     

植物对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吸收与转移及对生物地球化学异常形成的影响——以广西盐田岭锡石硫化物矿床为例

为探讨生长于矿床上部植物对土壤中的成矿及伴生元素的吸收和转移及对生物地球化学异常形成的影响,以盐田岭锡石硫化物矿床为例,研究了不同土层及生长其上的杉木、杨梅树和芒萁不同器官中元素的含量特征。研究发现:生长于矿床上部植物中的多数成矿及伴生元素的含量高于背景区,形成了生物地球化学异常,其元素组合同土壤异常大致相似但其衬度均小于土壤,土壤中富集的As、Sb、Bi、Hg、Sn、W在植物中未产生异常。元素在植物不同器官中的积累具有地下部分(根部特别是细根)或地上部分顶部(叶及细枝)富集,中部(木质部及皮)贫化的规律。相对于背景区,矿化异常区植物对多数元素的吸收和转移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营养性或毒性较小的元素降低相对较小,而毒性较大的或难溶解的元素降低相对较大。植物对土壤中营养性或毒性较小的元素的吸收和转移可能是无障-半无障的,而对毒性较大的元素或难溶解的元素可能是有障的。无障-半无障型元素有可能产生良好的生物地球化学异常,而有障型元素的生物异常可能不明显甚至不产生。毒性较大的元素由根向叶的转移可能是有障的,其叶部异常可能不明显甚至不产生,但有可能产生清晰的根部异常。     

喀斯特山区砷渣堆场污染迁移风险与区划

喀斯特山区土壤空间异质性强,污染物在洼地土壤之间可能通过独特的地表与地下二元水文地质结构的贯通互联而发生转移.通过对喀斯特山区砷渣堆场的废渣及受其影响的土壤中砷含量、分布和迁移等进行系统分析表明,降雨淋滤砷渣产生的废液随地表和地下径流远距离迁移影响洼地土壤;pH从渣场经麻厂到屯脚洼地沿迁移路径升高,均值分别为3.3、6...     

腐殖质氧化还原和电子转移特性研究进展

腐殖质在无氧和有氧条件下都具有一定的氧化还原能力,其氧化还原能力与氧化还原电势有关,而腐殖质的氧化还原电势受芳香度、取代基类型、取代位置等因素影响.除氧化还原能力外,腐殖质还能介导电子转移,其电子转移能力受腐殖质结构和所处环境两大因素影响.水体腐殖酸比土壤和沉积物腐殖酸具有相对较小的电子接受能力(EAC)和较大的提供电子能力(EDC);p H、温度、光照、氧气条件和微生物活动等因素均对腐殖质氧化能力和电子转移能力具有重要影响.腐殖质可以介导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还原降解,不同重金属还原反应效率差异较大,其中Fe(Ⅲ)盐还原速率最高;有机污染物降解速率从大到小为六氯乙烷(HCE)>四氯化碳>三溴甲烷.目前在腐殖质氧化还原特性和电子转移能力研究中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广大学者做进一步探究.     

东北三江平原湿地环境变化

三江平原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沼泽湿地集中分布区,是重要的商品粮产地,其湿地生态环境健康与否,与粮食安全息息相关.应用遥感及GIS手段,利用TM,ETM,CBERS三期遥感影像,计算研究时段内的动态度、转移矩阵,定量反映各类湿地的变化、不同湿地类型间的转移情况及空间分布规律,进而分析湿地的变化原因.研究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三江平原湿地湖泊及河流湿地趋于稳定,沼泽湿地大面积减少,人工湿地大幅度增加.沼泽湿地,人工湿地与非湿地间的转化显著.     

棉秆炭对碱性水稻土壤-水稻中镉迁移转化的阻控作用

为研究棉花秸秆生物质炭添加对碱性水稻土壤-水稻体系中镉迁移转化的影响,通过室外盆栽试验,以水稻品种特丰优2号为试验材料,在添加外源镉含量为0、 1、 4和8 mg·kg^-1的碱性水稻土中分别施入炭土质量比分别为0%、 1%、 2.5%和5%的棉花秸秆生物质炭,待水稻收获后,分析不同含量镉胁迫处理下,施用不同量棉秆炭对碱性水稻土壤pH、养分和水稻体内镉富集、转移情况及镉在土壤中的赋存形态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添加棉秆炭可以显著提高土壤养分(P<0.05),其中5%量的棉秆炭添加后,相比于对照组土壤有机质增加了25.74～47.53%,速效钾提高了3.16～4.25倍.②施用生物质炭可以显著降低土壤及水稻体内镉含量(P<0.05),尤其5%量的棉秆炭施用后,Cd4和Cd8含量下糙米镉含量分别由0.31 mg·kg^-1和0.43 mg·kg^-1降低到0.15 mg·kg^-1和0.10 mg·kg^-1,达到国家标准范围.生物质炭可以显著降低镉在土壤-水稻体系的富集、转移系数,...     

“鸡尾酒”式混合抗生素对细菌耐药性的影响

选择四环素、磺胺、磺胺增效剂3类常用抗生素, 以其对大肠杆菌(E. coli)的单一兴奋效应(hormesis)最大促进效应对应浓度(HC_max)配制等HC_max比的二元及三元混合体系, 探究混合体系对细菌生长和耐药性(突变、质粒接合转移)的联合效应.结果表明, 二元混合抗生素对E. coli生长和接合转移频率起到协同抑制, 对E. coli的突变频率起协同刺激; 三元混合抗菌剂对这三种效应均协同抑制.因此, 推测二元混合体系会导致毒性和耐药性风险同时增加; 三元混合体系会导致毒性风险增加、耐药性风险降低.     

三种田间杂草的镉、铅富集特征研究

选择了三叶鬼针草（Bidens pilosa）、青蒿（Herba Artemisiae Annuae）、飞蓬（Erigeron acer）3种田间杂草进行盆栽试验,其间用不同浓度的镉、铅溶液处理,最后测定杂草根系及地上部镉、铅量。结果表明：3种田间杂草无论是根系,还是地上部,镉、铅量都随处理液浓度增高而增高;3种杂草对镉的富集系数排序为：三叶鬼针草〉飞蓬〉青蒿;转移系数排序为：三叶鬼针草〉青蒿〉飞蓬;对铅的富集系数排序为：飞蓬〉青蒿〉三叶鬼针草;转移系数排序为：飞蓬〉青蒿〉三叶鬼针草。研究还表明,3种杂草对于镉的富集系数和转移系数都远大于对铅的富集系数和转移系数,三叶鬼针草是镉的超富集田间杂草。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政策演进、激励约束与效果分析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我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政府生态补偿项目。本文系统梳理了其形成过程、体制安排以及历年的政策变化,对政策演进、政策力度、激励约束与政策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历次的政策调整从政策目标上增强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导向,丰富了监测与考核的指标体系,并引入资金使用的绩效考核,有利于加强对资金用途和使用效率的监督和引导。但作为均衡性转移支付,该项资金的分配方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联性较弱,资金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的效果有赖于更强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议加大激励资金数量和考核制度的作用,动态完善监测和考核指标体系,并对政策效果开展全面和严谨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