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用水源地不同生态补偿方式探讨与比较

多年来,开展饮用水源地生态建设与保护更多注重工程性措施维护和改善,却忽略了开展水源保护给当地政府和居民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利益影响,造成保护区发展受到限制。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旨在对利益受损者的利益补偿与恢复,调动保护区政府和居民开展生态保护的积极性,避免水源保护活动中人为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了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主体、客体及补偿对象,对不同补偿方式开展比较,对中国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方式提出建议。     

山东征缴海洋生态补偿费3000万元

为了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山东省积极完善海洋生态补偿赔偿机制,2010年6月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用海补偿原则和责任主体,确定合理的赔偿补偿标准。对在山东省管辖海域内,发生海洋污染事故、     

安全前沿

<正>数字12万今后,在长沙县,农机出现故障、发生事故,机主再也不用为高额费用发愁。近日记者从长沙县农机监理站获悉,长沙县农机安全互助保险已启动,农机机主带上身份证,到县监理站登记农机品牌型号、发动机号码、机驾号等相关信息,即可为农机购买保险。参保后,机上人员如     

基于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皂市水利枢纽工程的生态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运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影子价格法、防护费用法等评估方法,以皂市水利枢纽工程为例,构建了5个生态补偿主体受益评估模型和8个生态补偿对象受损评估模型,从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视角对皂市水利枢纽工程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皂市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生态补偿标准为0676 0×108元/a,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水电开发业主是主要的生态补偿主体,其承担的生态补偿额分别占总生态补偿额的6805%和2658%;移民和河流生态系统本身是主要的生态补偿对象,其获得的生态补偿额分别占总生态补偿额的7574%和1695%     

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主动参与人为活动限制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政策工具。为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的受偿意愿,将其决策过程分解成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资本禀赋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效的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激励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调查区域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0.23万元/(户·a);(2)经济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人口负担比和住房结构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3)文化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不确定,但对受偿额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村集体活动参与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外出打工经历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负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受偿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村干部信任程度和陌生人信任程度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邻居信任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对受偿额度具有负向影响,手机联系人数和社会声望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要分层分阶段推进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政策,充分重视农户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乡村多功能性视角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协同

在新发展阶段,由于我国基本矛盾的转变,注重乡村多功能性,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而激活乡村丰富生态资源的价值,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切入点之一。本文首先阐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的内涵和目标,厘清两者协同的理论基础;其次,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数据库,从生态产品保护补偿和生态产品经营开发两个方面,对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协同的模式特征进行归纳总结;最后,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政府角色的重要性,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协同的政策措施,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的制度动力支撑。     

补贴流向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为例

从农户满意度绩效出发,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说,并基于全国率先探索耕地保护基金的成都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耕地保护补贴流向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转出土地的农户比转入土地或未流转土地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有更高的满意度。土地转出行为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0.3%、4.8%和11%,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上升14.4%和1.7%。(2)土地转入行为则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上升9.3%、35.4%和0.7%,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下降42.9%和2.6%。为提高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政府应合理分配有限的耕地保护补贴资金,补贴资金应优先向土地转入户倾斜,提高实际上在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土地转入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基于最佳聚类数的水环境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在污染治理成本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大样本重叠数据进行最佳聚类分析,以聚类后的样本数据建立拟合曲线模型,并对建立的模型方程进行统计检验,通过统计检验的方程确定为核算生态补偿标准的模型方程.同时,以河南省辖淮河流域63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确定最佳聚类分组后,采用SPSS软件进行曲线拟合,并对拟合的方程进行检验和选择,最终确定生态补偿标准.     

耕地生态补偿相关利益群体博弈分析与解决路径

对宏观层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和微观层面农民与市民之间博弈分析,找出促使均衡结果合理化方案,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博弈论与条件价值法(CVM)。结果表明:①博弈结果难以达成(保护,补偿)协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必须依靠中央政府作为媒介进行协商,采取管制与激励相结合的制度安排。②激励的实现通过微观层面利益主体受偿意愿与支付意愿而定,支付不够补偿,中央财政补贴,支付盈余则上缴中央财政,以湖北为例,农民每亩耕地应得到174元补偿,市民每户居民应支付246.6元,中央政府每亩耕地给予农民148.5元补偿。③宏观层面依据微观层面需求意愿与支付意愿的赤字或者盈余,确定区域之间应支付补偿或者获得补偿。研究成果能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耕地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依据,为尽快制定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实现利益群体福利均衡提供借鉴与参考。     

水电工程农村移民入股安置模式初探

根据水电开发“十一五”规划和2020发展目标,平均每年需新增水电装机1 425万kW,水电事业迅速发展必将带来大量农村移民,需要妥善安置。按产业划分对两种传统安置模式特点与问题进行分析,从利益相关者和资源价值转移理论角度,论述入股安置模式的理论依据。回顾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工程征地入股安置案例。在对水电工程农村移民入股安置模式进行定义的基础上,阐述了入股安置的“以集体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和“以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入股”两种基本方式,并探讨了水电开发企业上市条件下移民持股选择种类。通过与传统安置模式的比较,得出水电工程农村移民入股安置模式的四大优势：从非自愿性移民到自愿性移民的转变;从开发性移民到参与性移民的升华;缓解项目业主资金筹措压力;推动小城镇建设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