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国家环境执法各有各难 取长补短联手出击

中国环境报消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与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ASEAN）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南南合作框架下亚洲-非洲环境执法研讨会”,来自中国、非洲11国、东南亚9国和中亚3国,以及 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和合作伙伴,     

生理因素对驾驶人行为及风险感知影响研究综述

为全面认识驾驶人行为及风险感知并分析行为成因,从驾驶人生理因素着手,从驾驶人视力、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和肌肉骨骼疾患3个方面梳理国内外驾驶人行为及风险感知的研究成果与研究不足。研究结果表明:驾驶人的生理疾病对其驾驶能力和危险感知存在显著影响;生理疾病严重程度与异常驾驶行为中的一般性失误、危险性失误行为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疾病严重程度越高,出行失误行为的频率越高;之后可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着手,针对驾驶人的不同属性进行研究。     

情绪对驾驶行为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CD

不良情绪是引发交通事故的因素之一。为预防由驾驶员情绪引发的交通事故,利用3层因果分解(驾驶员神经兴奋一驾驶员原始反应—车辆状态)深入分析情绪对驾驶行为的影响。设计并完成模拟驾驶试验,采集驾驶员高兴、悲伤、愤怒和恐惧4种情绪状态下的心电信号和行车数据;采用基线信号消除方法,分析驾驶员心跳间期、转向角和最大车道偏离在不同情绪下的变化值。结果表明:驾驶员在所有情绪状态下都有明显的交感神经兴奋并伴随着转向角度值增加。在高兴和愤怒情绪状态下,会产生更明显的车道偏离,驾驶员趋向更危险的驾驶行为;在悲伤和恐惧情绪状态下,产生较小范围的车道偏离,驾驶员趋向相对安全的驾驶行为。     

民航旅客客舱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旅客客舱不安全行为致因机理,以计划行为理论(TPB)为构架,引入风险感知和风险倾向2个变量,提出旅客客舱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之间的假设关系。通过对436份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构建旅客客舱不安全行为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提出的假设关系路径进行检验,并得到标准化路径系数。结果表明,态度、风险感知、风险倾向和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行为意向,主观规范和风险感知又以态度为中介变量显著影响行为意向,对旅客客舱不安全行为的影响作用由大到小分别为风险感知、态度、知觉行为控制、风险倾向和主观规范。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矿工不安全行为仿真分析

为了分析影响矿工不安全行为决策的成本收益因素,扩展不安全行为的研究方向,基于行为经济学,构建矿工不安全行为决策模型,模型包括矿工属性、管理者属性以及矿工之间的交互影响规则。利用Netlogo工具进行仿真模拟,探讨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安全行为产生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正向激励水平对抑制不安全行为效果显著,同时,维持合理的工作时间对保障安全生产意义重大,从而为煤矿企业控制不安全行为提供思路。     

我国废弃物押金回收法制的发展与建构

废弃物押金回收是一种规范消费者行为、内部化环境成本、提高回收率的重要经济工具。虽然《循环经济法》为我国废弃物押金回收法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相关政策也提出针对手机、电池、充电器、塑料瓶等探索押金回收,但相关细则尚不明确。我国应当制定废弃物押金回收法制推行的时间表,建立强制实施的处罚条款。明确押金收取标准、用途管理,设立押金基金,采取多元化押金返还模式,设定差异化、激励性押金返还标准。同时,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回收机构准入与布局、回收信息登记及回收标识等废弃物回收的配套规则。     

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差距研究CSSCI

消费者在绿色购买行为上表现出意愿和最终行为的差异。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和态度—行为—情景理论分析差异原因,建立模型并开展消费者调研。结果表明:首先,绿色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的差距在我国普遍存在,63.5%的消费者存在购买意愿未能转化为购买行为的情况;其次,感知行为控制、情境和习惯因素均在购买决策中发挥作用,调节了消费者的绿色购买意愿—行为,其中情境的调节作用最显著;第三,各变量中消费者收入水平对购买意愿—行为的调节作用最明显。这为促进绿色消费、开展绿色商业实践提供启示,企业和政府可以通过合理设定价格、获取绿色认证、加强政策支持的方式鼓励绿色消费行为增长。     

食品安全:消费者的标识选择与自我保护行为

本文构建了消费者在实现食品安全需求过程中所采取的标识选择行为和自我保护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标识选择行为"指消费者购买具有食品安全认证的食品,"自我保护行为"指消费者在购买中或购买后对食品采取的后续加工处理行为。以新鲜蔬菜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在北京市开展消费者行为调查,并收集有效问卷463份。统计结果显示,有76%的消费者在最近一个月内购买过认证蔬菜,有85%的消费者在食用蔬菜前采取过自我保护措施。考虑到两种行为的"截断性"特征和"似无关性"联系,本文采用二元Tobit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计量估计结果显示,行为效率因素和收入因素对消费者购买认证蔬菜和采取自我保护措施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消费者对任一种行为的知识水平和信任程度对消费者采用该行为实现食品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收入因素对两种行为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非工资性收入对两种行为都具有促进作用,而工资性收入对"标识选择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对自我保护行为则具有负向影响。说明相对于标识选择,自我保护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策略,工资率越高,自我保护的机会成本越高,因而消费者采取的自我保护行为强度越低。此外,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实现食品安全需求的途径有所差异:年龄低的消费者会倾向于选择购买更多的认证蔬菜,年龄高的消费者会倾向于选择采取更高强度的自我保护措施。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通过开展消费者教育和培植消费者信任都有助于实现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需求,而促进收入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需求行为的影响则并不确定。     

养老保险对土地流转促进作用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社区及微观个体两个维度的数据,对养老保险与农村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农村地区的农地流转率普遍偏低,且仍有部分农村地区未覆盖任何养老保险制度,而实施新农保或老农保以及对65岁以上老人发放补助等养老保障政策措施的社区土地流转比例较高,因此养老保险等政策对社区土地流转比例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微观个体数据表明农村地区土地流转行为并不活跃,发生了土地流出行为与土地流入行为的比重均在10%左右,但农民是否领取到了养老金无论是在土地流出还是土地流入方面,都是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的。一方面,养老金的收入具有稳定性,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农民必要的货币支出需要,对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具有替代作用,进而促进土地流转供给的增加;另一方面,有养老金的土地转入者家庭生存的担忧又得到有效缓解,又可以促进其大规模转入土地进行开发,促进了土地流转的有效需求,因此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看,养老保险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促进都是十分有效的。农民年龄也是影响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但对土地转出或转入的影响方向不尽相同。年龄较大的农民一般缺乏技能,非农就业就会较少,相对于青壮年可能不愿意土地流转,但对于那些年龄很大的农民来说,受到劳动能力的限制,可能愿意流出土地,而不会流入土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进一步将社区变量和个人特征变量同时纳入到分层模型内分析可以发现,社区是否对65岁以上老人发放补助对个体土地转出、是否有养老金对个体土地转入都具有正向的显著作用,也表明本文模型分析结果是较为稳健的。基于这些结论,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很明显的,即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有效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