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与妥协:农村家庭缘何陷入能源贫困“陷阱”

生活能源改进是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资产的贫困为能源的消费造成了约束,使低收入农户难以实现能源的改进以脱离贫困现状。该文借助"贫困陷阱"的定义,将这种受制于资产贫困的能源使用困境称为能源贫困"陷阱",并从农户心理视角考察了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的原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能源贫困线进行了重新计算,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能源贫困线应为户均600 kgce/a,并发现不论在任何能源贫困线下,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贫困发生率、能源贫困深度和强度均远高于中高收入农户。基于此,该文同时从消费量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估计了家庭经济状况对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农户,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既未省钱又未增效"的非经济理性特征,其能源消费负担实际更重,而消费结构却更为低效。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非经济理性决策进行了解释,考察了心理因素在能源贫困"陷阱"形成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收入偏低农户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负面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在能源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能源,而不愿做出能源改进的尝试。这种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偏低农户在能源改进中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正如"扶贫先扶志",政府在推行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帮扶,以使其产生尝试改进能源的内生动力。     

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分析

在计算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文章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095一直上升到了2003年的0.181,直到近年来,收入差距才开始略有缩小。文章从收入结构的视角研究了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首先利用1983-2008年较长时期的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发现从总体上而言,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均表现出了农业收入比重减少,非农收入比重增加的明显趋势;然后运用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差距促增的,是目前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者起着差距促减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由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不高,对总的收入差距影响较小。最后,文章提出了缩小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问题出在分配,出路在城市化

不到10%的居民能持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美国几十万亿的金融坏账就能这么轻易过去?外需不可依赖,内需无法启动,超大量的投资来保增长难道可以持续?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在分配,突破分配难题的关键是改变只要工业化不要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实行城市化战略。城市化战略应两步走,先存量,让在城里"打工化"的一亿人和他们的家属总计四亿人真正"城市化";后增量,让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一亿人和他们的家属总计四亿人迁往城市。大规模城市化需要大量资源,中国发展得快,资源相对就能到中国来,目前的世界危机正好是中国城市化的绝佳战略机遇。     

国内资讯

亚洲开发银行日前向重庆市提供1亿美元贷款,用于改善农村环境基础设施。项目旨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提供一个将来可能在全国推广的模式。重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     

地区差异、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通过使用门槛面板模型对我国1993至2007年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城市化水平低于0.456时,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显著;而一旦超过这个水平,城市化的提高会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中低城市化水平向较高水平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东北和东部沿海省区的城市化已经超过0.456的门槛水平,中西部大部分省区也在0.40左右。因此,应当加速城市化进程,发挥城市化缩小收入差距重要作用。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按要素分解分析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运用经过改进的贫困分解方法和贫困弹性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状况与城市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静态分解显示,我国城镇化中不存在要素短缺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均为要素的分配效应所致,同时城镇化对三种贫困指标的分配效应为:在城市贫困广度上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在减弱;对城市贫困强度和综合状况先具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衰减更快,最终演变成了增贫效应。动态分解表明:城镇化变动对城市贫困广度和贫困强度变化的总效应均为减贫效应,但减贫力度呈现逐渐变大后缓慢变小的"V"型轨迹,对贫困综合指标总效应减贫状况呈现出波浪式的衰减趋势;从总效应内部结构看,总效应的波动变化主要是由城镇化分配效应波动变化所引起,而在相当程度上,总效应在某些时期表现为减贫作用,都是城镇化收入效应的功劳,但其减贫能量在衰减;弹性分析结论更加有力印证了对贫困动态分解的上述结果。因此,要继续保持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变化为减贫的总效应,应从主要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的收入减贫效应,转变为主要依赖城镇化对城市贫困的分配减贫效应,这是今后降低城市贫困的可取途径。     

不同收入来源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收入由多个来源部分组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是收入来源各部分变动的综合反映,透过收入来源的角度可以清晰地判断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源.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对2003-2008年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大小及其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变化趋势进行测度,并利用要素分解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此揭示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是递增变化的,已经成为影响甘肃省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工资性收入是目前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则起着缩小差距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但转移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却不容轻视.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完善城乡间收入再分配制度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欠发达地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一些启示.     

心理健康应列入培训计划 增加“心理收入”：员工心理“调节器”

近日,胜利油田孤东采油厂地质所专门从省内请来心理专家,为部分员工上了一堂以“快乐工作、和谐生活”为主题的心理咨询辅导课,也是把心理健康列入年度员工培训计划的第一课。不少员工在互动问答中解开了窝在心头已久的疙瘩,员工们感觉受益匪浅。一位听了讲座的职工表示,原来经常为一些生活锁事,常常闷闷不乐,工作无精打彩,甚至多次出现安全隐患。笔者认为,开设心理咨询辅导课在缓解员工心理压力。给不良心理排毒,调适心理状态,培养良好的心智模式具有重要的作用。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     

生态文明导向下的“两型”农业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并列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中,彰显了生态文明在未来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十八大之后的北京三农工作,应着重加强北京作为全国首善之区对二产化农业向三产化的"社会农业"做出方向性调整,改变1956年提出的农业现代化和1996年提出农业产业化这两大追求GDP的传统战略,进一步结合国情市情和国内外转型经验,推动符合生态文明内涵的、市民农民相结合的都市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