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生态补偿社会资本模拟

为探寻在社会资本变化(社会信任、社会规则、社会网络)的情况下,个人决策变动对流域水环境和生态保护支付力度的影响,选择永定河上游册田水库保护区(山西省大同市)、官厅水库保护区(河北省张家口市)作为典型区,针对3种不同情景(基于国家-1、基于市场-2、基于居民区-3)对民众的支付意愿和支付量(国家税收、旅游收入、社区民众纳税)进行研究。民众积极接受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支付额度变化范围为55-68元/月;民众对拒绝生态保护的支付区间为35-46元/月。在具有保护体制的生态补偿支付案例中,边际影响值是0.29,表明在支付意愿的实施过程中,具有生态保护知识区域的支付意愿比例比其余地区高29%。在第1种情景中,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程度较大,性别在第1,3种情景中的作用较为显著,而年龄在3种情景中的作用较小。年龄在情景1和情景3中是积极的影响因素,教育在情景1和情景2中也是积极的影响因素。册田水库流域民众的生态保护支付意愿较高。从负面社会资本的影响层面考虑,在第1种情景下,被调查者虽具有较高的信任水平,但支付意愿水平却较低。社会规则、社会信任机制对个人的支付意愿具有积极影响。基于WTP的社会因素影响程度模拟方法的理论研究尚不成熟,并且区域空间经济社会数据分析的不精确性以及研究对象影响程度划分的局限性,研究结果的精度尚且不高,难以准确体现区域的差异性。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及财政转移支付——以湖北省为例

耕地保护不仅要确保耕地的数量不减少、而且要保证耕地的质量和生态功能不下降。本文综合考虑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属性,采用加权求合法计算耕地的综合水平,并据此采用Jenks自然断裂点法将湖北省102个县(市、区)划分为耕地赤字区、耕地平衡区以及耕地盈余区,界定了县级层面耕地保护补偿关系。分区结果显示:全省共有56个耕地赤字区,28个耕地平衡区以及18个耕地盈余区,盈余区个数仅占总样本的18%,说明湖北省耕地资源综合水平偏低;省内耕地资源综合水平差异较大,综合水平值最高为0.209 9(钟祥市),最低为0(江汉区、武昌区和黄石港区),平均水平为0.083 8。此外,通过构建耕地资源综合水平与土地财政之间的定量关系,实行跨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均衡各区域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耕地资源综合水平每增长1个效用值,土地财政收入约减少115.811万元。结合分区结果和定量关系可知,18个受偿区中,耕地综合水平最高的钟祥市得到最高的补偿款(315.715 4万元);56个支付区中,江汉区、武昌区和黄石港区的耕地综合水平均为0,修正后三者的补偿款分别为203.580 2万元、89.371 0万元和135.452 7万元。此外,财政转移支付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各个县(市、区)的转移支付额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较低,约为0.007%~3.374%,均在政府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研究成果能为均衡湖北省各区域的发展提供依据,对于我国耕地保护的实施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藏地区草原旅游生态负效益评价及其补偿研究

基于对玛曲草原的实地调查,评价青藏地区草原旅游业的生态负效益,分析旅游收益对生态负效益的补偿能力以及旅游生态负效益的补偿现状。研究表明：文化参与旅游模式的生态负效益补偿能力最强,其次是游览观光模式,再次是休闲度假模式;在旅游业实际运营中,旅游生态负效益并未得到有效补偿。建议通过以下途径形成青藏地区草原旅游业生态负效益补偿的保障机制：选择生态负效益小的旅游运营模式以降低旅游生态负效益补偿难度;建立旅游生态负效益补偿督促制度;提高旅游经营者的生态补偿意愿;落实资源集体所有制并让集体成员参与资源股分红以扩大旅游收益对减畜还草的促进作用;政府加大二次分配力度以将部分旅游收益用于生态修复;为旅游业受益增设减畜还草等生态建设附加条件     

农村土壤污染防治资金保障机制现状与完善

农村土壤污染问题是农村环境问题的核心,有效的防治政策是实现农村环境保护的根本。本文针对我国农村土壤污染防治的严峻形势,结合土壤污染防治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及现有的资金保障机制现状,从新的理论视角和制度设计出发,提出对土壤污染的防治应该实现从主要以个体赔偿为主的私人救济方式,到有效结合责任保险和补偿基金的社会化、多元化救济方式转变,通过构建完善的资金保障机制来真正落实土壤侵权损害赔偿与补救。     

新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通过对新疆地区生态环境及其法制建设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新疆地区的法制现状不容乐观,环境立法与执法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鉴于此,结合区情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构想,以期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生态补偿,何时不再尴尬？

在多年的商谈之下,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终于法槌定音,在生态补偿的跨省试点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开启了跨省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的新模式。但是,对于新安江流域和全国性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来说,这其实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创建饮用水源生态补偿机制

作为湖南的母亲河,湘江和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的后果越来越严重：湘江流域局部的正常供水被打断,流域内4000万人口的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因重金属超标危害人体健康的事故时有发生;鱼类大幅减少,数以干亩计的农田不能耕种,有相当地域的鱼类、粮食、蔬菜不能食用。污染背后,既有历史包袱沉重、粗放式经营、科学技术落后等客观原因,也有长期以来高污染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躲猫猫”似的拉锯战。     

生态补偿后的春天

2012年的春天是个分界点。 自今年1月5日开始,已多年互不交集,还偶尔打些＂嘴仗＂的安徽省黄山市及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环保局终于站在了同一战壕里,对两省交界处的新安江江段水质进行联合监测,双方互通有无,交流经验。     

资源型城市资源开发补偿法律制度研究——以四川省达州地区天然气开发为例

随着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不断耗竭,我国"矿竭城衰"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资源型城市都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因此,应以科学发展观为出发点,从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和理顺资源利益分配关系两方面来完善我国资源开发补偿法律制度,以促进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补偿条例》起草工作启动

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信息,我国已正式启动《生态补偿条例》起草工作。近年来,国务院每年都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列为年度工作重点。制定《生态补偿条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