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规划中建设用地预测方法比较

为探索提高建设用地预测精度和预测方法比较,该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GM(1,1)模型和BP神经网络模型对晋城市建设用地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说明三种模型的平均相对误差和预测精度均存在一定差异。研究表明:建设用地预测中应结合数据本身的特点和数据收集的难易程度选择不同模型;多角度多方法进行预测比较,可得到预测精度较高的预测结果;对于建设用地预测方法比较,可以从模型本质特性、数据采用形式和数据获取难易程度等7个方面进行综合比较。该研究为科学选择建设用地预测方法、探索预测方法比较提供一种思路,为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经济发达地区镇域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力空间差异研究——以太仓市陆渡镇和浏河镇为例

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等,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陆渡镇及浏河镇为例,从镇域尺度探讨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机理及其空间差异。结果显示:(1)两镇农村居民点减少的一般因素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居民点面积均具有正向作用,到城镇的距离具有负向作用,3者作用大小具有区域差异,农村工业发展及到公路的距离对不同地区作用方向不同;而粮食产量仅对陆渡镇有负向作用;(2)两镇农村居民点增加的一般因素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发展均具有正向作用,而到公路的距离、基本农田则具有负向作用,4者作用方向及程度排序一致;而除一般因素及到城镇的距离外的其他因素均为特殊因素。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点变化驱动力及其作用程度与方向具有区域差异性;为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应把握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力机理的空间差异,制定差别化政策措施。     

巢湖和太湖微囊藻毒素差异性研究

采用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巢湖和太湖水体中5种微囊藻毒素(MCs)——MC-RR、MC-YR、MC-LR、MC-LA、MC-LY的含量。结果表明,巢湖水体中的MCs以MC-RR、MC-LA、MC-LY为主,太湖水体主要以MC-RR、MC-LR、MC-LA为主,其中太湖MC-LR的最高质量浓度为2.558μg/L,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对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的限定值(1μg/L)。分析巢湖和太湖水体中MCs与水质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同种MCs与两湖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存在明显差异。逐步回归拟合结果表明,氨氮和DO分别能与巢湖MC-LR、MC-LY进行拟合;Chl-a、TOC能与太湖MC-LR回归拟合,TOC能与太湖MC-YR进行拟合。由于多数MCs不能通过水质指标的拟合结果来预测,因此在未来研究中需结合环境因子和MCs的遗传机制来共同分析MCs在水中的分布规律。     

中国城市化与能源强度关系的交互动态响应分析

基于1990-2009年的统计数据,建立城市化率和能源强度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和动态方差分解法,从不同视角对两组变量的交互动态响应关系进行分析和预测,旨在揭示我国城市化水平与能源利用效率的内在联系、互动机制与发展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在短期内呈现波动态势,我国城市化水平与能源强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两组变量的动态脉冲响应为负,体现出城市化率和能源强度之间的反向变动走势;与城市化相比,能源强度的脉冲曲线波动剧烈,说明单纯依靠能源系统内部来改善能源效率缺乏可持续性;方差分解时序值显示,能源强度对城市化变动因素的累计贡献较低,而城市化水平对能源强度变动的影响显著且增长迅速,说明能源强度的降低并不是城市化率提高的主要动力,反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能源强度的下降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通过城市的优化开发与系统建设,能够有效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均衡发展。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终结是市民化,但是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市民化阻碍,这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沈阳和余姚两地区进行了案例调查,得到了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调查数据,首先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对新生代的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进行了测度,并预测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指标进行分位数回归分解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影响,以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是影响其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市民化抑制程度高于80%时才会使市民化抑制程度下降。因此,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的享用水平;发展和健全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市民化抑制程度较高的地区应特别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     

CLUE-S模型对村镇土地利用变化的模拟与精度评价

利用航片、IKONOS和Quickbird影像得到研究区3期（1991、2001和2009年）土地利用历史数据,运用CLUE S模型,基于1991、2001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对2009年土地利用格局进行模拟预测,并将模拟结果与2009年真实土地利用数据进行比较。类型水平上,选择ROC曲线统计和偏离度指数分别对各地类的Logistic回归拟合精度和CLUE S模型模拟精度进行评价;景观水平上,采用景观指数和Kappa指数系列方法,从综合预测能力、景观格局、数量和空间位置等方面对CLUE S模型的模拟精度进行全面评估。结果表明:①CLUE S模型对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模拟精度均较高,各地类的Logistic回归的拟合精度随着模拟分辨率的提高而逐渐增加;②随着模拟时间的缩短,CLUE S模型对整体景观格局的模拟精度提高;③该模型对土地利用数量的模拟精度明显优于其对空间位置的模拟精度。总体而言,CLUE S模型在村镇尺度的模拟效果良好,预测精度较高,但在空间位置和景观格局精度方面还有待提高     

农田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及市场运作——基于武汉市383户农户问卷的实证研究

选择交易成本低、具有操作性的补偿方式,实现农田生态产品的市场运作,是农田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的关键。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武汉市农户对不同农田生态补偿方式的认知、选择以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政府补偿方式在农田生态补偿领域的缺陷及引进市场方式的建议。研究表明:(1)武汉市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的认知程度较低,仅有10.71%的受访农户听说过生态补偿、生态危机等概念;(2)49.02%农户对现行的现金补偿方式不太满意,认为补偿金额太低,94.65%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接受更高额度的现金补偿方式;(3)农户对现金、实物、技术(智力)、政策等农田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受其性别、年龄、家庭人口、家庭年收入、家庭中需抚养人口数和文化程度的显著影响。研究提出构建农田生态补偿的交易平台、完善生态环境物品数量化的体系设计和管理模式的多样化是推进农田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运作的关键。     

农户采用节约耕地型与节约劳动型技术的差异

研究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对于解决农业技术转化与扩散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6个省1672户农户的问卷调查结果为依据,从农户技术采用率和采用行为模型2个层面,研究农户采用节约耕地型技术与节约劳动型技术是否存在差异及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农户技术采用率调查表明.有60%以上的农户采用了机耕技术,只有23.5%的农户采用了高产品种.采用行为模型的定量分析表明,具有不同家庭特征、外部环境特征的农户基于技术自身特征差异会表现出不同的技术采用行为.具体表现为,同一变量对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的影响各不相同.本村地形、耕地面积、技术作用认知、出行频率对节约耕地型技术和节约劳动型技术采用都有较为显著的影晌;户主年龄、专业技能、家庭人均收入、参加技术培训、借款难易对一种技术的采用影响显著,对另一种技术的采用则影响不显著.     

基于产业链的区域环境污染物排放的产业贡献

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是目前学者们探讨的重要学术议题之一.其中较多的是对EKC曲线的验证,近几年部分学者从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产业自身特征、产业结构、技术进步、FDI效应等方面考察产业发展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然而以上研究议题中学者均没有讨论污染物的发生主体-各产业部门与排污的直接关系.故本文将从宏观尺度下的综合水平测度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关系、中观尺度下的产业属性特征与排污关系的研究视角转移至分析具体产业部门的污染物排放效应,同时将产业置于产业链的结构形式中,研究产业链上产业发展与污染物排放的关系.发现:第一,通过借助复杂网络思想的社区划分方法,将山东省39个产业部门分为3个社团.其中社团I主要由制造业部门组成,共有18个产业部门,社团II包括了15个部门,主要是第三产业,杜团III由6个产业部门组成且内部异质性高.第二,选择其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社团I,并在社团I内识别出一条彼此间联系最为紧密的产业链,包括农林牧渔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一种定量的方法获取了通过价值流传递而串在一起的产业链条.该产业链的经济规模、污染物规模在山东省均有重要地位.第三,采用岭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了6个制造业与产业链工业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的关系模型,6个制造业中对工业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相对贡献度最大的部门分别为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这是由于上游产业排污的链式传递效应与产业自身污染物排放效应的共同叠加作用.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入户调查数据对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农民工具有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但由于受到市民化能力的制约,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转化为市民,因此尽快提离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成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城乡二元制度中,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外,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未来城乡二元制度的创新重点不能再继续停留在形式化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层面,而应该尽快切换到对农民工的预期和收入等权利和待遇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