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浙沿海台风影响时间特征重建及分析

根据清代-民国的历史文献,在判定台风现象记录的基础上,建立了1644-1911年苏、沪、浙沿海受台风影响的天数Td序列,显示研究区在此期间内年均有2d左右受台风影响;19世纪中期之后,台风影响时间有所延长,指征了该地台风活动趋于活跃的现象。小波分析显示1640-1690年代和1800-1830年代,Td变化分别存在4～8a和6～8a的准周期现象,但其他时段周期性规律很不显著。MTC与ATC之间缺乏年际和年代际的对应关系可能是导致本研究Td分布无明显规律的重要原因。台风影响陆地时间与全球冷暖变化并不完全对应,仅发现17世纪早期的增暖与Td值放大在时间上基本一致。     

清代车辆咋进“京城”

如今车辆进京,需办理绿色环保标志,还需遵守限行、办理进京通行证等相关规定,有人觉得很繁琐,其实古代车辆进京,比当下还要麻烦。清朝实行的是"九门走九车",你若是走错了门,对不起,那些驻守、稽查城门的九门"交警"("九门交警"统一受"九门提督"管理和节制),会毫不客气地请你走该走的门,如果要硬闯,立马会将你扣留,情节严重的送你去蹲班房。那么,古代"京城"九门分别走啥车呢?让我们一起回到清朝,感受不同车辆进京的那些规矩。     

试析清代北京地区政府救灾组织系统的主要特点

清代建都北京,在这里实行特殊的行政管理制度,与之相适应,救灾组织系统也与各地不同。清代北京地区政府救灾组织系统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旗、汉分城办理。清初实行的旗、汉分城居住政策,导致北京城市居址环境的变迁。内城八旗救灾事务由八旗都统负责,外五城救灾事务由五城察院负责。这一特点既与清代逐渐演变形成的特殊官制有关,又与中央集...     

试论清代来华西方人的中国语言水平——从京师同文馆的建立说起

在晚清中外不平等条约中,以西方文字为条约文本法定文字的条款,向来被看作是清朝政府建立京师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的动因,但这只是京师同文馆建立的表层原因。除了这类条款,晚清不平等条约中,还包括了有关中外往来公函用词的条款及有关中国语言学习的条款。这三类条款的提出均与清代来华西方人的满语、汉语等中国语言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这样认为,晚清时期,一批精通中国语言的西方人在谈判桌上,以其驾轻就熟的语言能力延续并扩大了西方列强在军事战场上的战果,使清朝政府在遭受军事上的巨大失败之后,再一次遭受了精神上的羞辱与折磨,这才是建立京师同文馆不可言说的深层原因。     

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清代蝗灾研究

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对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榆林地区清代(1644-1911年)蝗灾的变化规律、蝗灾等级、发生条件及其预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清代的268a里,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地区共发生蝗灾16次,平均每16.8 a发生1次。该区清代中期是蝗灾较少发生期,早期和晚期为蝗灾较多发生期。在晚期阶段1850-1879年间的30a里,平均4.3a发生1次,且蝗灾规模大而严重,为蝗灾大爆发期。该区的蝗灾主要是由当地生长的蝗虫造成的,少数规模较大的蝗灾是省外蝗虫迁移至该区造成的。研究地区夏蝗和秋蝗发生较多,并且夏蝗发生次数略高于秋蝗。该区清代发生最多的是中度蝗灾,其次为轻度蝗灾,重度蝗灾发生最少。降水量与蝗灾发生频次的相关系数较气温的大,降水偏少年易于发生蝗灾,轻度和中度旱灾是蝗虫猖獗的最佳条件,大旱和特大干旱并不利于蝗灾发生。根据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地区清代蝗灾发生的自然条件预测,在该区降水偏少年,特别是夏季出现轻度、中度旱灾的年份容易发生蝗灾,这时要加强蝗灾的预防。     

清代综合治理黄河下游水患的系统科学思想

利用清代在治黄斗争中留下的历史文献, 对清代治理黄河的系统科学思想进行初步的研究与总结, 目的是鉴古知今, 为当代治理好黄河提供借鉴与创意。     

从《清史稿》看清代淮河流域的水灾——兼述1991年淮河水灾的历史原因

本文对《清史稿·河渠志》及《清史稿·灾异志》中有关淮河流域的水灾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分析,从中可以窥出清代淮河流域水灾规律之大概。     

基于碑刻记录的嘉陵江清代洪水发生规律及成因研究

基于历史文献法收集整理了《四川两千年洪水史料汇编》中嘉陵江清代洪水碑刻的碑文记录,并利用Gibbs-Mirtin多样化指数法分析洪水碑刻记录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发现:清朝时期,嘉陵江流域共有洪水碑刻记录55通,月份明确可辨的有36通。空间上整体分布不均,下游多于中上游,其中嘉陵江干流28通(20通有明确月份;Gibbs-Mirtin多样化指数为0.46,上游仅有零星分布,相对集中于中下游),渠江16通(10通有明确月份;Gibbs-Mirtin多样化指数为0.71,各河段均有分布),涪江11通(6通有明确月份;Gibbs-Mirtin多样化指数为0,仅集中于下游的重庆市)。洪水碑刻记录在年内主要分布于6、7、8、9四个月,洪水碑刻清晰记录了清代1679年(2通)、1840年(3通)、1870年(17通)、1903年(2通)4次特大洪水,洪水碑刻记录的嘉陵江流域清代洪水的发生频率为7 a一洪。清代嘉陵江洪水碑刻记录反映了流域夏秋季洪水较多,这与嘉陵江流域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多洪齐发的扇状水系、低山丘陵-谷坝地形、松散的土壤质地以及"湖广填川"时期毁林垦荒导致的水土流失与河道淤积有关。     

1644~1911年影响华东沿海的台风发生频率重建

基于清代、民国期间多种历史文献中的风、雨、潮现象和“颶、颱”记载重建了1644~1911年影响今华东浙、沪、苏的台风频率序列 F 清代史料中记载了该区受263次台风影响,年均0.98次。功率谱和小波分析显示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4 a周期表现最为明显. F 与Nino3指数基本对应,反映出入境华东的台风对极端ENSO事件并不敏感,强LaNina年和强ElNino年入境本区的台风频率基本相同。研究时段内,在多年代际尺度上,北半球及中国东部地区的增暖会增加影响华东沿海的台风发生频率     

清代四川水灾时空特征及受灾比风险测度

通过历史记录对清代四川省水灾逐年分等定级,以此研究清代四川水灾的时空变化特征。同时,基于信息扩散理论计算出受灾风险概率。结果表明：（1）清代（AD 1644—1911）共发生水灾1409县次,1861—1890为水患高发期,1825年后水灾强度显著上升。10 a尺度下水灾强度存在三次高峰,30 a尺度下清末期水灾强度持续增强。前期水灾周期为中长期振荡,1825年后水灾强度显著提高且以中短（8—15 a）周期性振荡为主。（2）水灾密集区主要位于山地-平原交界处的成都府、眉州、雅州府东部区域,受灾指数基尼系数为0.4615,水患平均中心位移较小。（3）全川受灾风险概率在受灾比为0.05—0.15时迅速下降,同等受灾比（0.2以下时）下,川东道受灾风险概率最高;而受灾比高于0.2时,川北道受灾风险最高。（4）东亚季风增强、人口暴露度增加、政治经济动荡造成的社会韧性下降和生态破坏可能是清末四川省水灾强度提高和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