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MIT模型探讨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清单构建方法——以天津城区主干道为例

随着城市机动车数量的急剧增加,机动车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更为严重。构建城市主要道路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清单,可以厘清机动车的大气污染排放状况,为中国不同城市制定机动车尾气治理政策提供技术支持。以天津城区主干道为例,通过现场调研的方式取得机动车流量数据,运用修正的EMIT模型计算天津干道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清单,并通过Mapper工具绘制天津城区主干道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的空间分布,探讨了中国城市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清单的构建方法。     

个人碳排放交易研究进展与展望

个人碳排放交易是一种将碳排放权分配给个人的总量交易政策工具。不同于上游的总量交易以及碳税等政策工具,个人碳排放交易因其能够推动个人直接参与碳减排而受到关注。鉴于碳排放总量覆盖范围、碳排放权分配以及清缴方式的差异,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个人碳排放交易在政策公平、效率和效果方面有不同表现,而不同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在上述三方面也有很大差异。一般认为,基于人均排放进行配额分配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更能体现个人在碳排放权方面的平等性。另一方面,研究发现,即使考虑不确定性,个人碳排放交易系统的建立和运行成本远高于上游的总量交易系统。如果仅仅考虑减排本身的收益,可能不足以覆盖其成本。因此,个人碳排放交易激励公众参与减排行动所能带来的其他政策效果的探索和评估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是,通过对个人碳排放交易执行方式的细致研究发现,个人碳排放交易并不必然激励公众直接参与减排,公众的参与是与方案的具体设计直接相关的。因此,更为具体的方案设计,包括考虑各种市场主体潜在反应基础上的政策设计是未来个人碳排放交易系统评估的研究基础。而政策设计需要在激励公众参与和成本控制、效率与公平间不断权衡。此外,对于个人碳排放交易系统的成本边界的设定、对不同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累退性的比较、对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与其他能源或环境政策交叉性的评价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最终需求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区别于传统视角的碳排放强度研究,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产出和增加值的内在联系出发,提出了最终需求视角下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及其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投资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相关概念和计算方法,并根据合并WIOD形成的1996-2009年的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完成了对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的测算,以及对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变动的直接贡献率分解,同时对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进行了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和最终需求规模效应4种驱动因素的SDA分解。结果显示:第一,期间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均小于投资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且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对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动的直接贡献率要大于投资和出口,表明消费中隐含的碳排放与增加值的比例沿着"集约型"路径不断优化,而出口和投资的增长路径则相对"粗放"。第二,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减排路径大体一致,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为正,而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和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均为负,暗含投入产出结构、各类需求的隐含增加值系数以及规模变动对碳排放强度下降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而主要源泉还是直接碳排放系数下降。其中直接碳排放系数、中间产品技术结构效应和增加值系数效应的变化在投资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中作用较大,而最终需求规模的变化在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中作用较大。第三,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化以及其背后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分阶段特征。2002-2004年投资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化促使了完全碳排放强度上升,而2004-2009年则对完全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有一定的正贡献。入世以前增加值系数对各类需求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贡献为正,而其后贡献为负。其中,在2003-2007年投资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化中表现更为明显。因此,降低碳排放强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减排技术仍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措施,而需求模式调整也是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降低出口和投资的中隐含碳和提高出口和投资中的增加值率,同时也要警惕消费结构变动中如汽车等高能耗产品普及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农业碳排放拐点变动及时空分异研究

与基于总量或人均指标衡量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相比,以播种面积作为测算指标揭示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既便于年度间纵向对比,又消除了复种指数影响,使得研究更具操作性和公平性。以农业碳排放强度作为碳排放指标、以农业经济强度作为经济增长指标,对中国农业碳排放进行EKC检验,在此基础上对农业碳排放拐点变动及时空分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从长期来看,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与农业经济强度之间存在"倒N型"EKC关系且存在双拐点,其临界值分别为15 167元/hm2和27 647元/hm2。2012年,我国农业经济强度为28 725元/hm2,已超出高拐点临界值(27 647元/hm2),这意味着伴随我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业碳排放强度将呈现下降趋势。2从空间分布来看,有18个省(区、市)农业经济强度超过高拐点值,包括北京、福建、海南、浙江、广东、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山东、陕西、河北、新疆、湖南、湖北、四川、广西、河南等,主要为东部沿海省份以及中西部部分农业较为发达的省份。这18个省(区、市)农业碳排放量将随其农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下降。其余13个省(区、市)则低于拐点值,均分布于我国中西部地区。3从时间路径来看,对于未抵达拐点的13个省(区、市)而言,各自农业碳排放EKC拐点存在明显差异,甘肃、重庆、吉林、青海在未来5年内可达到EKC拐点;宁夏、安徽、黑龙江、陕西在未来6-10年内可达到EKC拐点;西藏、内蒙古、江西、云南、贵州则分别需要12年、14年、21年、23年、32年才有可能抵达EKC拐点。     

云南少数民族农户生产及生活能源碳排放测评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物种丰富、景观独特,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其生态系统相当脆弱,极易遭到破坏。伴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拥有自身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民族风情,不同少数民族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及碳排放水平各不相同。而对碳排放现状的准确描述和估测,是明确改善方向,正确制定碳减排方针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少数民族农户家庭的碳排放测算和评估对保持生态系统平衡及促进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农户家庭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生产及生活能源消费。农业生产碳排放主要来自化肥、农药及地膜的生产和使用、土地翻耕、使用农用机械产生的化石燃料消耗、农业灌溉导致的电能消耗以及反刍牲畜肠道内发酵及排泄物中所含CH4,生活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沼气等能源的直接消耗。本文选择云南回族、苗族、彝族、壮族、白族、哈尼族、傣族、纳西族、佤族等9个少数民族农户为研究对象,构建农户家庭农业生产和生活能源消费行为的碳排放结构模型,根据碳排放系数法,结合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的测算方法,对农业生产过程及生活能源消费所引致的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并从碳排总量,碳排强度以及碳排结构的对比情况对碳排放情况进行分析评估。通过对少数民族农户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经济收入水平越高的少数民族农户碳排放量越高;地理条件越便利,农户的碳排放量越高;传统的风俗文化对少数民族农户碳排放亦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关系。结合研究结果,建议从发展生态农业、改革传统风俗文化、优化能源结构、推广低碳科技应用和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几个方面,系统科学地改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碳排放,为加快生态文明工程的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我国碳排放区域差异性分析

在对我国各地区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进行计算的基础上,运用Theil系数等方法对我国碳排放区域差异性进行分析。Theil系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强度呈现区域差异性,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东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差异是导致区域内差异的主要原因;变异系数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总量东部地区差异最大、中部最小,人均碳排放西部地区差异最大、东部最小,碳排放强度中部地区差异最大、东部最小;基尼系数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碳排放差异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运用聚类分析将全国各省碳排放现状分为优、良、中、差四大类。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转化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等节能减排建议     

天津市不同土地利用的碳排放特征及空间格局研究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控制碳排放量是减小温室效应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对天津市2008—2012年土地利用变化规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天津市及其各区县的碳排放变化特征与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天津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耕地和林地呈现减小特征;建设用地为天津市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林地为碳吸收量的主要来源;耕地的碳排放量呈正空间自相关效应,高值高聚集区域集中在宝坻区;林地的碳排放量呈负空间自相关效应,低值低聚集区集中在东丽区和塘沽区。该研究以期为未来天津市进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提供数据支持。     

区域间供给驱动的碳排放溢出与反馈效应

减缓区域间的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对中国协调区域发展和实现绿色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供给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供给视角下三区域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的分析方法,继而测算了2002-2010年中国东、中、西部之间的碳排放溢出-反馈乘数和实际效应。研究发现,在整个研究时期内东、中部对西部以及东、中部之间的溢出乘数有所下降,但西部对东、中部的溢出乘数有所上升。同时,三大地区的反馈乘数则都有所上升。不过,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总量都显著上升,因而各区域各种实际的碳排放效应在整个研究时期内都显著上升。东部对中、西部地区的溢出乘数明显小于中、西部对东部地区的溢出乘数,且东部地区的反馈乘数也几乎一直小于中部和西部。不过,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远远大于中、西部,因而东部地区各种实际的碳排放效应在整个研究时期内都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相应的实际碳排放效应。三大地区碳排放溢出及反馈乘数效应较大的部门很相似,它们都以采掘业及相关下游重工业为主,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碳排放溢出及反馈乘数效应较小的部门则主要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为减缓区域间供给驱动的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地区间应当加强在碳减排领域的合作,以此提升区域间供应链的碳排放效率;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应用以提高各部门特别是碳排放密集型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应大力发展清洁型战略新兴产业并严格控制碳密集型产业的扩张,从而优化产业结构。     

中国地级城市碳减排目标实现时间测算

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使得中国城市碳减排工作日益重要。基于《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提供的方法,从各项能源消耗、工业产品生产、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和城市绿地碳汇等四个方面测算了中国100个城市2002-2012年直接碳排放总量,根据城市的人均碳排放曲线将它们分成了高、中、低碳三类城市,分别包括10,36,54个城市。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针对不同的碳排放城市类型构建了2类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碳排放轨迹遵循倒"U"型,但是各城市间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包含至少五种:高-高碳城市呈现正"U"型发展轨迹,其余四类的发展模式都呈现倒"U"型,特别是中碳城市群;这四类发展模式存在不同的碳排放-经济发展曲线,存在不同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的峰值;但是,低碳城市群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倒U关系不是非常显著。利用该模型结果,基于各城市人均GDP发展速度,测算了各城市未来人均碳排放拐点和碳排放总量拐点的到达时间。测算结果表明,如果各城市仍然按照2012年前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发展,那么仅有44%的城市能在2030年前顺利达峰。因此,达峰时间比较长的城市必须实施低碳发展战略,当中高碳城市类的人均碳排放峰值下降10%或者低碳城市类下降20%时,基本在2030年达峰。     

经济结构变动对中国碳排放影响——基于IO-SDA方法的分析

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出了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经济结构得到了一定的改变,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产业经济结构自身还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本文基于1992、1997、2002、2007、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采用IO-SDA方法(Input-Output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将碳排放量的变化分解为能源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增加值效应、Leontief逆矩阵效应、最终需求效应,从而得到经济结构历史变化对于CO2排放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能源消耗导致的排放增加主要是最终需求效应与Leontief逆矩阵效应;除2002-2007年,能源强度效应始终为负,且为促进CO2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我国终端能源结构除了1997-2002年得到了优化,其他阶段却一直在朝着高碳化的方向发展。通过构建碳排放影响力系数和碳排放感应度系数对各个部门的评价结果显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行业大多是高耗能的行业,未来节能减排重点需要逐步降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但在具体部门层次上应制定有所区别的政策: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部门应保持一定的比重,不可一味降低,可更多从技术进步方面制定节能政策;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等部门可以考虑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改进;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部门可以在保证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上来尽可能地降低比重;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第二产业部门及房地产业至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部门应大力提高其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