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重构、社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

当下中国的环境抗议呈现一系列"中国特色",表现在:当其他地区的环境问题形成以市场攫取为主要根源时,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以市场为主要对象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以国家为主要对象;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表现为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独立表达诉求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表现为向政府呼吁环境诉求;当其他地区表现为以积极主动的进取型抗议进行环境问题协调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多作为消极的回应型抗议。环境抗议的特色与环境问题的形成逻辑密切相关,其根源在于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结构中,市场强势、权力错位与社会弱势。环境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失衡,最终导致了系统性的环境危机。重构国家、市场与社会的系统平衡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推动社会的生产。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公民社会的设想难以实现,而从生态政治学出发,吸收卡尔·波兰尼的社会反向运动思想,借助国家权力系统的重构,反过来规制国家权力的谋利取向与自律性市场的逐利本性并最终打造能动社会成为可供借鉴的思路。能动社会的发育以国家系统为依托,统合多元主体的利益,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并最终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的系统平衡。经由能动社会推动社会生产并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的思路,可以为解决中国情境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提供启发。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流视角的人地系统动态演化评估

陆地表层复杂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人类活动的载体,同时承载着人类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人地关系动态演进过程体现了人类对环境与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深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生态系统服务的退化消失,人地系统矛盾日趋尖锐。生态系统服务流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转化、输送与维持具有重要作用,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桥梁,能够在人地系统间建立时空连接。以黄河中下游的快速城市化发展地区(河南省郑州市)和生态环境保育区(河南省南阳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综合评估框架,揭示中尺度区域人地关系动态演变规律。结果表明：近30年间,郑州市的人均三维生态足迹增长力度大于南阳市,而生态承载力水平小于南阳市。2020年郑州市人均三维生态足迹与南阳市的差值为0.195 9 hm²/人,人均生态赤字是南阳市的2倍、1990年的121倍。由此可知,快速城市化发展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远低于生态环境保育区,人地系统矛盾比生态环境保育区尖锐。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流视角的区域人地系统动态演化评估,可为决策者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政策提供支持。     

环境监测市场化管理工作思考

阐述了我国及其他国家环境监测市场管理的经验,以及我国在推进环境监测市场化管理方面的探索;指出了目前环境监测市场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加快建立适合国情的监测总体格局;建立完善环境监测社会化监管制度体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监管中的作用;强化对社会监测机构监管力度;提高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能力。     

浅谈环境监测社会化的质量监管新思路

分析了现阶段社会环境检测市场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从环境检测上岗能力、专业技能再教育、从业履历和信用等方面对社会环境检测从业人员进行管理的必要性,提出在机构环境监测能力、检测人员结构流动性、仪器设备在用状态和更新频率、从事环境监测业务信用等方面建立评估机制,推动环境监测市场健康发展。     

“里约+20”峰会将讨论建立更有力的联合国环境机构

人民网消息巴西环境部长伊萨贝拉.特谢拉(Izabella Teixeira)上周五说,下个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将就如何提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地位一事进行讨论。     

道路交通的社会影响:当地居民的意见和优先考虑顺序

道路交通的社会影响评价经常基于客观指标或专家判断,没有征求被影响社区的意见。此文以一个拟建核电站对乡村地区的影响为例,探讨了当地居民对施工交通造成的影响和可能的减缓措施的意见和优先考虑。研究包括一个定性分析和一个优先考虑调查。使用了计量经济学模型来权衡不同影响和减缓措施的相对优先顺序。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噪声、振动和增加的机动车交通频次。最受欢迎的减缓措施是夜间限制载重车辆、停车限制和对行人及骑自行车人员的安全保护。优先顺序受被调查人的居住地点、性别、就业状况和家庭组成影响,区别很大。研究指出,现有评价框架里有些信息是趋于合并的,应区分某些活动(如散步和开车)的主动减少和这些活动的被动停止。     

创新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 助力全民性安全宣传教育

2002年以来,全国连续16年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今年是全国第17个安全生产月。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是经国务院批准,每年6月由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主办、全国各行各业参与的一项全国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对增强社会、企业、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安令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如今,在国家和地方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安全生产月”活动已逐步形成品牌,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城市大型活动风险评估

城市大型活动是影响城市安全的高风险因素,具有人群密集、流动性大、环境复杂、风险因素多、设施多样、事故的社会影响大等特征.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国大型活动数量将逐年增加,规模将不断扩大,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EXPO2010）、2014年中国APEC峰会、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2019年北京延庆园博会、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等.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保证城市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召开？如何对城市大型活动进行风险评估？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城市-社会-环境耦合度空间差异分析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36个城市为例,构建了经济发展、城市化、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度模型评估了36个城市2011~2013年的耦合度,并利用GIS技术分析系统的得分与耦合度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36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和社会保障水平的空间分布比较相似,三者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存在显著性的地区差异。36个城市生态环境得分均值很高,城市之间差异很小。从耦合度的空间分布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明显存在3个高耦合度的聚集区域,即长株潭城市圈,武汉-南昌(含鄂州、黄石和九江)城市带和鄂北4市,即十堰、襄阳、宜昌和荆门。最后,36个城市之间耦合度的差异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     

深化水资源水环境政策改革,积极推动环境社会治理——PACE20周年纪念大会会议综述

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高端论坛暨PACE 20周年纪念大会于2017年8月28~29日在北京举行。PACE 20周年大会就"水资源水环境政策"和"环境社会治理"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政府治理是中国水资源水环境治理的主导模式,但目前我国水资源水环境政府治理仍面临政策不规范、立法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等实质性的问题,要积极促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环境社会治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短板,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导,更需要社会上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制定、监督与执行过程,更需要社会各行为主体的自觉自主行动,促进环境行为改善,化解由环境引起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