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上半年再生资源行业发展情况分析及下半年展望

从主要再生资源品种的市场行情、政策环境和行业发展趋势3个方面,对2023年上半年再生资源行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行业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展望了下半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为促进再生资源行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     

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绿色发展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首次以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的视角,使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上海市的绿色发展因素。首先确定了由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四个子系统交叉融合而构成上海市绿色发展系统,再基于系统动力学原理和上海市2012—2019年的数据构建上海市绿色发展模型,响应“十四五”规划在绿色发展方面设立的目标,构建多个未来发展情景并进行指标参数调控,依据各个情景的仿真结果,分析并总结了“十四五”规划背景下上海市的绿色发展特点。研究结果表明,影响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主到次依次为生态环境建设支出、研发支出、产业结构调整。相比于产业的投资结构调整,上海市对从业人员结构的调整可以高效平衡经济与环境的发展;加快科技创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碳排放,从而快速实现上海市的“双碳”目标;针对化学污染物的治理,污染源防治不但十分有效,而且有利于持续性发展,这些措施应是上海市政府的首选。     

中国ESG政策探索与实践进展研究

践行环境（E）、社会（S）和治理（G）理念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企业现代绿色治理的关键手段。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ESG政策的发展脉络,将ESG在我国的发展分为萌芽起步阶段、探索发展阶段和深化提升阶段三个阶段。通过深入剖析我国ESG体系现存的若干问题,提出加大推广和实践ESG理念的力度和深度、分批分阶段有序推进ESG信息披露标准制定、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评级标准、强化对ESG投资的指引和规范,以及加快建设健全的ESG监管体系等政策建议。     

神农架大九湖移民搬迁居民能源替代探讨

自2013年开始,神农架大九湖湿地启动生态移民工程.为了解大九湖生态搬迁后居民用火用电情况以及资源消耗情况变化,采用样地调查和走访调查的方法,对搬迁户、未搬迁户的能源消耗情况进行收集和分析.结果 表明:除了人口和牲畜数量,海拔也是家庭影响能源消耗的重要因素,薪柴量和用电量相差84％和62.1％,因此搬迁工作可以优先考虑高海拔地区;搬迁前后,居民做饭消耗从基本完全依赖薪柴转变为燃气和电混用,取暖消耗由薪柴转变为燃煤,搬迁后,居民实现了薪柴的零消耗和森林零砍伐,用电量大幅增加,相比搬迁前生活成本增加了折合3450元左右;搬迁后居民居住条件、生活条件、交通设施、创收机会均有所改善;搬迁的431户居民相当于每年保护森林47.08 hm2,对于封山育林和生态恢复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废铅酸蓄电池污染防治技术及相关政策分析

废铅酸蓄电池具有一定的回收价值,但生产过程和回收过程都容易造成污染。为了引导企业对废旧电池进行正确处理,也为了防止环境被破坏,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技术和工艺,并遵循国家相关政策,本文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希望能给相关工作提供借鉴。     

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技术的现状与进展

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总结了当前企业挥发性有机废气产生情况、政策管理办法以及相关处理技术,并分析了未来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政策发展趋势,旨在提高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效率,提高空气环境质量。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     

中国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逻辑

政策试点是中国国家治理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遵循“由点到面”逻辑以试验手段制定政策的一种常规性工作方法。低碳城市试点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开展试点,探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模式。现有文献侧重低碳城市建设的内涵、建设模式与路径、温室气体的核算方法、政策手段、峰值研究与达峰路径、效果评估等,有力地支持了低碳城市建设决策,但对于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鲜有涉及。本文从政策过程理论、央地关系两个视角,结合府际学习与竞争关系,建构了中国低碳城市政策“试点–扩散”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中国的低碳城市试点具有探索型开拓性、综合型专业性、授权型自主性的特点,结合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文件要求和实践进展,从政策试点的选点、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五个方面对于中国低碳城市试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相较于经济领域的其他政策试点,低碳城市政策试点具有弱激励弱约束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学习能力和领导力,在政策创新方面表现出争先、自主、效仿和守成四种行为特征,并以杭州、深圳、镇江、成都四个表率城市做了实证。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可能在现实中需要往复多次进行,中国已陆续开展的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就遵循这样的政策逻辑。试点的意义是试出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从前三批试点城市评估结果来看,试点城市在低碳发展目标设定、转型路径探索和低碳发展动力转换等方面与社会的预期仍有差距,为此本文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四点建议:一是激发城市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低碳城市试点的科学论证机制;三是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四是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