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乡村建设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并不是三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三个相辅相成、彼此关联的问题,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其自身和其他两个问题。在乡村建设重新兴起的当下"三农"问题仍是如此。唯有兼顾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与城市实现公共福利共享、农民的自觉和主体意识得到提高,乡村建设才可能取得良好效果。发展生态农业恢复大农业系统的良性循环问:近来年,农业的生态环境趋向恶化,您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什么?答:农业的各种问题,包括生态环境恶化,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城乡发展不平     

就葫芦岛市矿业开发论绿色GDP及环保在绿色GDP中作用

绿色GDP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与发展,能较客观地反映经济状况与国民福利程度.在此就葫芦岛市矿业开发存在的环境、生态问题,呼唤绿色GDP研究与应用,并探讨了环境保护工作在绿色GDP中的作用.     

动物伦理学研究

为了构建动物伦理学，笔者考察并概括了西方动物伦理研究的本质和关键问题，认为：动物伦理学是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伦理信念、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理论体系，是一门尊重动物的价值和权利的新的伦理学说。它的产生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伦理基础和现实迫切性。     

强化安全管理抓好薄弱环节

安全生产是煤矿的头等大事.搞好安全生产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到煤矿工人在社会的形象.安全生产,人命关天.煤矿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必须千方百计把煤矿的安全生产搞好,为矿工谋取最大的福利和实惠.怎样才能搞好安全生产呢?经验告诉我们,要想搞好安全生产,必须强化安全管理,杜绝各种漏洞,抓好薄弱环节,预防各类事故,实现安全生产.     

从“爱它”到“爱己”——西方动物保护运动及其影响

经过百余年发展,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的观念在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改变了很多人对待动物的方式,甚至使人们生活、思想的一些方面都深刻地受到了影响。     

动物拥有福利吗?

日前传出,即将在今年颁布实施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中,将增加“动物福利”的章节。动物福利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是近几年的事情。从大学生刘海洋硫酸泼熊,到大规模灭杀果子狸,再到禽流感暴发大规模灭杀家禽,这些事件使关于动物权利、动物福利是否应立法保护等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     

从生态哲学动物福利说观照澳门《动物保护法》

自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以来,澳门特区的社会经济急速发展,居民生活质量大幅提高,保护动物观念逐渐普及化.2016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通过《动物保护法》,并于同年9月正式实施;澳门设立该法律时曾借镜子邻近地区相关的保护动物法律,因此澳门更为先进的、全面的.基于澳门特区的历史背景,《动物保护法》的复杂性来源于中葡文化的传...     

经济波动与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研究

城镇化对经济波动具有重要影响,过快和过慢均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我国经济新常态客观上要求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关键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科学控制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以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确定最优城镇化规则,诊断当前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可为落实新型城镇化,稳定宏观经济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建立了附加城镇化变量的后顾型宏观经济模型,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求解基于宏观经济波动最小化的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决定规则,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速度主要对宏观总需求产生影响,而土地城镇化速度既影响总需求也影响总供给;最优城镇化速度规则对总产出缺口负反馈,对通胀缺口正反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模拟了1990-2013年间最优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水平以及相应的总产出和通胀波动情况,模拟结果显示: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具有逆经济周期的特征,为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经济过度繁荣时城镇化应减速,经济衰退时应加速城镇化,我国历史上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会小幅度降低城镇化进程和总产出的平滑性,但会大幅度抑制通胀波动,总体来看使总福利损失下降约三分之一;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超前速度过快,土地城镇化水平偏低速度过慢。建议"十三五"期间,政府应该根据宏观经济波动情况适当控制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推进土地城镇化,提高土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同时应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促进最优城镇化规则发挥其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功能。     

上海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生态福利绩效是指自然消耗转化为福利水平的效率。随着全球生态约束时代的到来,自然资本变得绝对稀缺,如何在生态极限内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本文基于DEA方法,从投入产出角度构建了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PCA),运用改进的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超效率DEA模型(Super-SBM模型)对上海市2006—2014年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进行综合测评,并与2014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省级和副省级城市)进行横向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2006—2014年期间,上海的总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并未处于DEA有效的前沿面,其中仅3个年份为DEA有效,其余6个年份均为DEA无效,DEA有效年份数占样本总数的33.33%,但从整个发展态势来看,近几年来有逐步改善和提高的趋势。22014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水平不高,深圳、海口排名前两位,而上海仅排名第30位,资源环境消耗过高是生态福利绩效值偏低的主要原因。从投入冗余情况来看,上海市在水资源和土地两方面消耗过高,存在过度冗余,环境污染排放也具有较大的优化空间,资源环境问题成为制约上海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主要瓶颈。3PCA-DEA组合模型比DEA模型下所测算出来的绩效值更精确,且考虑松弛变量的非径向Super-SBM模型比基于径向的DEA模型精确度更高,对于相关领域的资源环境绩效或生态效率评价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借鉴价值。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上海应淘汰过剩产能并转变生产和生活消费方式、发展绿色低碳的共享经济,同时构建紧凑型城市,实现城市"精明增长"。     

中国省际间绿色发展福利测量与评价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对绿色发展福利进行测量和评价比传统的GDP评价更能体现发展的质量。本文基于生态绩效理论,将绿色发展福利增长速度推导为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的乘积。首先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绿色发展福利的判别标准,根据脱钩指数理论,以数值0和0.1为界线,将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划分为"负福利增长"、"绝对低福利增长"、"相对低福利增长"三类。其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及Malmquist指数测度兼顾期望产出(GDP)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的绿色经济增长,并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进行分解,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效率变动、技术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以探讨影响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均小于0.6(两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小于0),处于低福利增长状态,但是整体上省际间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方面。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绿色经济增长速度的分解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提高,且每个时期三者的贡献率均在1左右波动。检验期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四个省份作为"创新者"共同推动产出朝着最优生产前沿面外移。最后,为了构筑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认为应该以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导向,在依据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应注重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同时,应积极发挥创新者省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带动非创新者省份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