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保护区资金机制探讨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发展迅速,截至2004年底,我国自然保护区数量已经达到21 94个,但在数量、面积迅速增长的同时,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很多保护区有名无实,成为"纸上公园".因此建立有效的自然保护区资金机制对于解决自然保护区的经费问题尤为重要.只有确立有效的自然保护区资金机制,才能使自然保护区获得稳定的资金渠道,以保障保护区功能的正常发挥.     

美国应急管理体系的近期发展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卡特里娜”飓风灾害的发生,给美国的应急管理工作,尤其是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事件的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带到了变革的机遇,促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突发事件应急准备体系研究进展及关键科学问题

本文对应急准备体系相关的应急准备概念、战略规划方法、系统组成与结构、能力评估、应急组织架构与运行模式、应急预案及培训演练、应急准备文化等7个方面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应急准备规划理论与方法、应急准备系统结构、任务和目标能力、应急准备评估理论与方法、应急准备文化的内涵与特征等应急准备体系理论研究方面的关键科学问题。     

后巴黎时代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的构建

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是串联全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纽带,也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2℃"乃至"1.5℃"温控目标的关键支撑。多年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是否依据历史责任划分履约义务上存在根本分歧,公约资金机制面临多渠道并行、运行规则多样化、资金使用分散、运行效率偏低、绩效评估欠缺等问题。本文对气候变化公约缔结20余年来各资金机制的产生和运行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其存在的不足以及在全球气候融资体系中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剖析;并基于《巴黎协定》资金案文描述和履约要求,围绕气候资金从筹集到最终绩效产出全过程,就如何构建未来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进行了统筹规划和设计。在机制建设层面,通过出资分摊机制以及公约下集中式管理平台的构建,确保气候资金的充足性、可预见性以及对公约的责任性;在运行操作层面,通过各渠道重点业务领域及国别资金分配体系的优化,推动气候资金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在资金使用层面,通过受援国气候资金统一管理实体和监督评估体系的建立,提高气候资金的国家主导性和环境效益。未来,公约资金机制仍将是全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主要渠道,在《巴黎协定》达成、绿色气候基金正式运行、国际气候制度重新构建的背景下,利用资金机制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公约义务,切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对确保公约各要素的全面性和平衡性,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开展,强化发展中国家集团统一立场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南草根环保NGO的生存与发展

北京以外,西南地区应该是中国草根环保NGO数量最多、项目最集中、开展活动历史最悠久、取得成绩也最大的区域。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天然具备最先获得政府相关政策的信息和方便联络的政治优势。目前中国草根NGO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国外的资助,而且申请资金的信息大多在北京发布。所以北京的草根NGO在获得国际、国内项目资金的支持方面具有信息、地域和人才的优势,NGO的数量增长迅速,NGO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这是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和一个区域都无可比拟的。     

各省动态

贵州：清水江试行水污染补偿 贵州省人民政府7月1日起在清水江流域试行水污染补偿办法,规定交界断面当月水质实测值如果超过控制目标,上游地区应当向省级财政和下游地区财政缴纳水污染补偿资金,补偿资金纳入同级环境污染防治资金进行管理,专项用于清水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不得挪用。清水江流域水污染补偿因子及标准暂定为：总磷600元／吨,氟化物1000元／吨。     

泰兴：实行“四着并举”保就业

面对当前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江苏省泰兴市实行“四着并举”,千方百计开发就业岗位。一是创业带动“遣岗”。进一步加大对创业的服务扶持力度,认真办好“创业就业服务超市”、“农民创业指导中心”和“农民创业指导站”,为城乡创业者提供创业培训、创业指导、项目推介和资金扶持等“一条龙”服务,不断放大“超市”、“中心”和“站”的辐射带动功能。     

国家安监总局积极支援灾区抗震救灾

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紧急召开会议,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通知各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安全生产系统的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好应急准备。国家安监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君在第一时间内了解灾区和矿山受灾情况,     

农村土壤污染防治资金保障机制现状与完善

农村土壤污染问题是农村环境问题的核心,有效的防治政策是实现农村环境保护的根本。本文针对我国农村土壤污染防治的严峻形势,结合土壤污染防治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及现有的资金保障机制现状,从新的理论视角和制度设计出发,提出对土壤污染的防治应该实现从主要以个体赔偿为主的私人救济方式,到有效结合责任保险和补偿基金的社会化、多元化救济方式转变,通过构建完善的资金保障机制来真正落实土壤侵权损害赔偿与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