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对驾驶行为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CD

不良情绪是引发交通事故的因素之一。为预防由驾驶员情绪引发的交通事故,利用3层因果分解(驾驶员神经兴奋一驾驶员原始反应—车辆状态)深入分析情绪对驾驶行为的影响。设计并完成模拟驾驶试验,采集驾驶员高兴、悲伤、愤怒和恐惧4种情绪状态下的心电信号和行车数据;采用基线信号消除方法,分析驾驶员心跳间期、转向角和最大车道偏离在不同情绪下的变化值。结果表明:驾驶员在所有情绪状态下都有明显的交感神经兴奋并伴随着转向角度值增加。在高兴和愤怒情绪状态下,会产生更明显的车道偏离,驾驶员趋向更危险的驾驶行为;在悲伤和恐惧情绪状态下,产生较小范围的车道偏离,驾驶员趋向相对安全的驾驶行为。     

生态驾驶行为对单个小汽车运行状态的综合影响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国实际道路交通条件下生态驾驶行为对车辆运行状态的综合影响,助力生态驾驶行为推广应用策略,结合驾驶模拟和实车驾驶试验,重点分析了生态驾驶行为对单个小汽车能耗、排放及运行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驾驶行为能有效降低机动车能耗和尾气排放;同时,相同条件下,生态驾驶行为降低车辆能耗的比例远大于车辆行驶时间增加的比例。因此,对单个小汽车而言,生态驾驶行为的节能效益大于其对车辆运行效率的影响。     

民航旅客客舱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旅客客舱不安全行为致因机理,以计划行为理论(TPB)为构架,引入风险感知和风险倾向2个变量,提出旅客客舱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之间的假设关系。通过对436份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构建旅客客舱不安全行为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提出的假设关系路径进行检验,并得到标准化路径系数。结果表明,态度、风险感知、风险倾向和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行为意向,主观规范和风险感知又以态度为中介变量显著影响行为意向,对旅客客舱不安全行为的影响作用由大到小分别为风险感知、态度、知觉行为控制、风险倾向和主观规范。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矿工不安全行为仿真分析

为了分析影响矿工不安全行为决策的成本收益因素,扩展不安全行为的研究方向,基于行为经济学,构建矿工不安全行为决策模型,模型包括矿工属性、管理者属性以及矿工之间的交互影响规则。利用Netlogo工具进行仿真模拟,探讨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安全行为产生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正向激励水平对抑制不安全行为效果显著,同时,维持合理的工作时间对保障安全生产意义重大,从而为煤矿企业控制不安全行为提供思路。     

我国废弃物押金回收法制的发展与建构

废弃物押金回收是一种规范消费者行为、内部化环境成本、提高回收率的重要经济工具。虽然《循环经济法》为我国废弃物押金回收法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相关政策也提出针对手机、电池、充电器、塑料瓶等探索押金回收,但相关细则尚不明确。我国应当制定废弃物押金回收法制推行的时间表,建立强制实施的处罚条款。明确押金收取标准、用途管理,设立押金基金,采取多元化押金返还模式,设定差异化、激励性押金返还标准。同时,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回收机构准入与布局、回收信息登记及回收标识等废弃物回收的配套规则。     

多溴联苯醚暴露的神经行为效应及其毒理机制

溴代阻燃剂多溴联苯醚(PBDEs)是一类在各类环境介质、生物体和人体中均能检出的普遍存在的环境污染物。我国的主要污染源之一集中于东南部地区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场地。由于PBDEs具有结构稳定性、亲脂性和生物累积性,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活动对当地生态系统和居民健康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风险。PBDEs的发育神经毒性受到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但其神经行为毒性效应和机制仍需深入研究。行为学效应既是内在神经毒性机制的外在反映,也是推测环境污染物在高级别生物学水平(如种群、群落)影响的最有力试验手段。近年来,基于视频追踪系统技术的商业行为学分析设备迅速发展,使行为学效应测试在环境毒理学领域具备极大的潜力。本文结合近年来国内外环境毒理学研究进展,回顾了PBDEs的神经行为毒性效应,包括运动行为、掠食行为和认知行为,并分析了其可能的毒理机制,最后总结了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方向。     

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决定:市场收益还是政策激励?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我国新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农户是生态循环农业的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厘清农户参与生态循环农业的根本动机,对于制定有效的生态循环农业推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湖北省391份农户调查数据,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市场收益、政策激励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从事意愿与行为影响路径的基本假设,并利用OLS方法分析市场收益和政策激励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其次,运用优势分析法评估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最后,通过交互效应检验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收入预期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均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最重要的因素;焚烧秸秆惩罚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有积极影响,沼气池建设补贴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有促进作用;收入预期与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在影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本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的首要因素,因此,要着力完善生态农业市场体系,增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的盈利信心;另外,政策激励对于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具有促进作用,应该做到约束与激励并行,同时注意加强农业政策的科学设计与落实执行。     

关天经济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农地流转是现阶段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关天经济区622份调查问卷,建立了农地流转的农户模型,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交易成本认知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转出)、农地流转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关天经济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2)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农地流转组织形式、农地流转合约期限和对外交通便利情况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决策,而农地流转率仅受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和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影响;(3)劳动力和土地禀赋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农地流转率随农业生产能力增强而降低;(4)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天水的农户相比,关中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因此,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差距研究CSSCI

消费者在绿色购买行为上表现出意愿和最终行为的差异。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和态度—行为—情景理论分析差异原因,建立模型并开展消费者调研。结果表明:首先,绿色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的差距在我国普遍存在,63.5%的消费者存在购买意愿未能转化为购买行为的情况;其次,感知行为控制、情境和习惯因素均在购买决策中发挥作用,调节了消费者的绿色购买意愿—行为,其中情境的调节作用最显著;第三,各变量中消费者收入水平对购买意愿—行为的调节作用最明显。这为促进绿色消费、开展绿色商业实践提供启示,企业和政府可以通过合理设定价格、获取绿色认证、加强政策支持的方式鼓励绿色消费行为增长。     

食品安全:消费者的标识选择与自我保护行为

本文构建了消费者在实现食品安全需求过程中所采取的标识选择行为和自我保护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标识选择行为"指消费者购买具有食品安全认证的食品,"自我保护行为"指消费者在购买中或购买后对食品采取的后续加工处理行为。以新鲜蔬菜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在北京市开展消费者行为调查,并收集有效问卷463份。统计结果显示,有76%的消费者在最近一个月内购买过认证蔬菜,有85%的消费者在食用蔬菜前采取过自我保护措施。考虑到两种行为的"截断性"特征和"似无关性"联系,本文采用二元Tobit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计量估计结果显示,行为效率因素和收入因素对消费者购买认证蔬菜和采取自我保护措施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消费者对任一种行为的知识水平和信任程度对消费者采用该行为实现食品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收入因素对两种行为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非工资性收入对两种行为都具有促进作用,而工资性收入对"标识选择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对自我保护行为则具有负向影响。说明相对于标识选择,自我保护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策略,工资率越高,自我保护的机会成本越高,因而消费者采取的自我保护行为强度越低。此外,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实现食品安全需求的途径有所差异:年龄低的消费者会倾向于选择购买更多的认证蔬菜,年龄高的消费者会倾向于选择采取更高强度的自我保护措施。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通过开展消费者教育和培植消费者信任都有助于实现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需求,而促进收入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需求行为的影响则并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