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2011年珠三角城市群度日变化特征

根据1962—2011年珠三角城市群9个气象观测站逐日平均气温资料,采用度日模型和基准温度21．8℃,分析了珠三角城市群冷度日和热度日月际、年际及年代际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冷度日集中在4一10月,以7月份最大,热度日集中在11月一次年3月,以1月份最大,各站冷度日和热度日的最大值差别均较小;冷度日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上升速率在18．8～87．900·d·10a。之间,最小值出现在1976年,最大值出现在1998年之后,热度日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下降速率在28．7～60．7℃-d-10a-1之间,最小值多出现在21世纪10年代,最大值多出现在1969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冷度日上升和热度日下降的趋势均加快,佛山、深圳尤为明显。CDD与年平均气温的变化呈显著的正相关,HDD与年平均气温的变化呈显著的负相关。CDD、HDD的这些变化特征可能与年平均气温的上升有关,也可能与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     

长株潭城市群静脉产业的一体化发展

作为全国性的两个＂两型社会＂综合改革实验区之一,长株潭城市群发展面临着经济增长、资源短缺、环境保护之间相互制约的困境,是湖南省城市化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现状,认为做大做强静脉产业是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保障,并从发展体系、经营模式、物流体系、教育体系等几个方面对长株潭城市群静脉产业一体化发展进行了探讨。     

1980—2020年中原城市群“三生”功能识别及其时空演化

以中原城市群核心发展区为研究对象,选取1980—2020年间4期遥感影像解译数据,结合DEM数据和SPOT-5高分影像数据,从数量、结构和空间布局等方面对中原城市群“三生”功能识别及时空演化展开分析。结果表明,40年来农业生产用地、牧草和其他生态用地面积大幅减少,城镇和乡村生活用地、工矿生产用地增长较快。城镇和乡村生活用地及农业生产用地的空间分布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影响较大。研究区内159个区县“三生”空间演化存在显著差异,以农业生产用地转生活用地、生态用地转农业生产用地两种转移类型最为显著。此外,农业生产用地转生态用地及生活用地转农业生产用地占比也较高。     

南昌地域城市群的发育与发展思路

在全球化过程中,城市群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城镇空间组织形式,通过对城市群的发展研究来探讨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良好的动态趋势。在对城市群的基本概念、发展阶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南昌地域城市群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并对南昌地域城市群进行了界定。最后在对南昌地域城市群进行SWOT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南昌地域城市群发展的战略对策。     

山西中部城市群景观格局演变对其热环境的影响研究

城市群化使得城市热环境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以2010-2020年4期Landsat影像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分析、景观格局指数与数理统计等方法,分析山西中部城市群景观格局动态演变和热环境分布及变化特征,并定量探究城市群景观格局演变对其热环境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1）近10年来山西省中部城市群的建设用地逐年增加,在空间分布上均有向太原市偏移的趋势。（2）研究区地表温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城市群热岛效应逐渐显现,2013-2016年,高温区重心向东北方移动30.03 km,转移至太原市中轴线偏北方位置,各城市间热环境的连通性加强。（3）城市群的景观格局演变对其热环境有着明显的影响：(1)各景观类型中建设用地、耕地及草地热环境贡献指数较高,林地与水体贡献指数为负,其中林地贡献值为-0.975,贡献指数绝对值最大;(2)从景观格局指数来看,在类型水平上,林地的聚集度指数、平均分布斑块面积、最大斑块所占景观面积比例、景观类型比例与地表温度（LST）呈负相关,斑块密度、边缘密度与LST呈正相关,而在景观水平上,景观形状指数、斑块密度、香浓均匀度指数等与LST呈正相关,2013年各相关系数最大,不同景观类...     

凝心聚力筑安全 支撑港城一片天--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创新应急管理工作纪实

湛江市,这座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城市,集广东省域副中心城市、粤西和北部湾城市群中心城市、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首批"一带一路"海上合作支点城市、首批全国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2018中国最具投资潜力城市50强于一体,在加快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的杳斗目标过程中,为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长三角城市群的污染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城市群建设也导致了城市群内部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分化。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7年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2010年发改委正式印发《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视作以政策推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建设的一项准自然实验,综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PSM-DID)评估了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心和外围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显示: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颁布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确实表现出了类似“中心-外围”的发展模式,环境污染也随之转移。具体而言,造成了中心城市环境污染水平下降,外围城市环境污染水平上升,整体环境污染水平略有上升。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城市群建设推动了产业调整,第二产业转移到环境规制程度较低和技术水平落后的外围城市,第三产业则正好相反,从而造成了中心和外围城市环境污染变化的差异。带来的启示是:城市群建设要坚持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推动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实现共享发展。一方面,中心城市要发挥自己的辐射带动作用,帮助外围城市进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外围城市也要严守环境底线,激发学习效应。此外,还要加强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产业合作,倒逼污染的联防和共治,从而实现环境的帕累托改善。     

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群崛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同时对经济发展构成巨大带动作用。基于2003——201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评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短期效果;考察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影响的异同;基于要素流动性与政策严格度等中介机制,剖析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绿色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可见,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的影响是异质性的,强波特假说成立、弱波特假说不成立,这意味着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促进了绿色效率提升、而非绿色技术进步。在采取了PSM-DID、反事实分析、聚类标准差回归、动态面板回归、工具变量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证明该结果是稳健的。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于中低技术水平城市和外围城市的绿色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高技术水平城市和中心城市的绿色生产率和绿色专利皆没有显著影响。从机制看,一方面,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源于污染转移、而非本地创新;另一方面,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专利并无裨益,原因主要在于要素流动性与政策严格度等中介机制不畅。政府应高度重视城市群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规避“伪创新”现象,坚决破除地区之间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努力推进绿色专利与绿色生产率的同步提升。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镇体系演化时空特征

基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986～2007年各市县（区）非农业人口资料,应用位序规模法则、ROXY指数、城市影响力等多种定量方法,结合相应定性分析,系统研究了其城镇体系发展中的规模结构及空间结构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处于缓慢分散趋势中,中等城市数量的显著增加,非农人口集聚重心从传统大城市逐渐向中小城市转移;上海是区域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且影响力远超过本区域范围;以上海为中心,沪宁、沪杭、长江为轴线形成较显著的城市影响力圈层结构,江苏的兴化、高邮地区以及浙江杭州西部、台州等广大地域受大城市的带动作用较弱;〖JP2〗上海-苏州-无锡形成内部联系紧密、层级结构模糊的一体化“城市区域”,既是长三角的“核心区”,也是城镇连绵发展的高级形态;尽管在二线城市中缺乏规模优势,南京与杭州因地理位置发挥了突出的区域带动作用,实际上承担着区域副中心角色;围绕核心区与两个副中心,长三角构筑成“>”型城镇发展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