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无组织排放恶臭物质浓度控制标准值的技术路线探讨

本文参考国外资料、结合我国国情,论述了制定无组织排放恶臭物质浓度控制标准值的技术路线。并以氨为实例,就其嗅阈值的确立,及六级强度等级,人群可适应性实验,阐明了控制标准值确立的方法和程序。确立的8种恶臭物质的控制标准,均基于大量实验数据,具有较好的实用性和科学性。      

月湖底栖动物的空间格局及其对水草可恢复区的指示

底质适宜是富营养湖泊恢复沉水植物(水草)的重要前提。大型底栖动物可综合指示底质的污染程度,于2002~2003年在武汉月湖开展了底栖动物水平分布对水草可恢复区指示作用的研究。首先通过月湖底栖动物与环境的相关分析,选择颤蚓科寡毛类作为底质营养状况的指示类群,然后利用同类湖泊群颤蚓与水草数据分析阈值,初步确定颤蚓密度≤100 ind/m2的底质适合水草生长,最后绘制月湖颤蚓分布的水平等值线,显示水草恢复的合适区域。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应用底栖动物空间格局指示水草恢复区的技术原理框架。     

中国土地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的理论与方法

制定土地资源可持续性指标体系是《21世纪议程》中对各国提出的科学技术优先研究领域 ,国土资源部已开始了该研究项目。论文就此对中国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的理论与方法从整体上进行了探讨。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的进展 ,分析归纳了国外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状况及可借鉴之处 ;指出在土地可持续利用指标与评价的研究中 ,必须从3个方面开展深入探讨。第一是土地利用分区及制定区域性土地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 ;第二是研究制定主要土地利用系统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及其阈值 ;第三是研究制定典型区域(以县域为单位)土地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及其阈值。只有把3个方面的研究有机融合起来 ,互相反馈 ,互为依存 ,才能保证土地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     

一个水质风险率计算的随机模型

将水质当作随机变量，基于随机点过程理论，构造了水质超阈值风险分析的成丛随机点过程复合（ＣＳＰＰＣ）模型，并应用于深圳市深圳河河口段水体ＤＯ、ＣＯＤ浓度超阈值的风险率估算，由实际资料对河段水体ＤＯ、ＣＯＤ浓度超阈值点过程的分布进行了拟合优度试验，获得满意计算结果。     

复合生态系统非线性累积效应响应因子的阈值模型

基于流域系统累积环境效应的产生机理，以系统动力学特征和累积环境效应-反应过程特征曲线为依据，分析了复合生态环境承载力及其适应性，提出并建立了非线性累积效应响应的指标阈值模型及因子响应程度的客观、动态量化方法。模型的建立对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评估决策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富营养化水体中藻类生长限制因素的确定及其应用

在富化营养化的巢湖，围隔实验结果表明磷和其它营养元素不是水体藻类的生长限制因素、藻类生长的正磷酸盐阈值浓度为０．０１９ｍｇ／ｌ，它低于巢湖实际浓度。湖水的矿物性浊度很高，净生产力在一米水深以下呈现负值，数据表明学强在大数时间是藻类生长的限制因素。在巢湖治理过程中，需大幅降低流域内的磷负荷，使湖水平均溶解态总磷浓度从目前的０．０４９ｍｌ／ｌ降到０．０１９ｍｇ／ｌ以下。因此巢湖在治理和恢复是一个缓慢的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新视角:行星边界框架的源起、发展与展望

将人类活动规模与强度控制在自然生态系统可承载限度之内,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要义。行星边界框架所秉持的“地球系统观”,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提供了新视角,一经提出便在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引发极大关注与热烈讨论。本文系统阐述了行星边界框架的理论基础及其内涵演进,着重论述了该框架在国家、省域、市域和组织等不同尺度的发展与应用,深入探讨了其面临的挑战与改进方向,并与传统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范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行星边界框架以复杂系统稳态和突变理论为基础,是历史经验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的产物。作为对现有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体系的有益补充,该框架由全球尺度向区域尺度拓展时,遵循自上而下分配与自下而上整合两条路径。当前行星边界框架中关于生物物理过程的尺度效应与交互机制的阐述较为薄弱,导致其变量选取与边界设置仍存较大争议,在与环境影响评价相整合、向社会经济维度拓展等方面面临方法学挑战。今后应从理论基础、技术方法、实践应用等方面继续深化研究,提升行星边界框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全球重大公共议题中的政策价值。     

1961—2017年青藏高原极端降水特征分析

基于青藏高原78个气象站点的逐日降水数据,采用百分位阈值法确定极端降水阈值,计算极端降水指数并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以期为区域气候变化预测及防灾减灾对策的制定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1961—2017年青藏高原年降水量表现出上升趋势,上升速率为8.06 mm/10 a,多年平均降水量达472.36 mm。78个站点的年降水量倾向率最小值为-25.46 mm/10 a,最大值为43.02 mm/10 a,有15.38%的站点降水在下降,较为集中地分布在高原的东部和南部,其余84.62%的站点降水量在上升。（2）青藏高原各站点极端降水阈值的平均值为23.11 mm,取值范围为7.84~51.90 mm。高值中心出现在横断山区的贡山和木里,低值中心出现在柴达木盆地及昆仑山北翼区。（3）青藏高原各站点的极端降水量、极端降水日数和极端降水贡献率均表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极端降水强度虽然也在上升但趋势并不明显,表明青藏高原极端降水量的上升并非是极端降水的强度引起的,而是由极端降水频次的上升引起的。柴达木盆地的极端降水量和极端降水日数虽然并没有表现出高值水平,但该地区的极端降水贡献率却表现出较高水平,表明该区域虽然降水量较少,但是降水往往以极端降水的形式产生。     

草型清水态维持与长效运行的营养盐响应机制——以滇池大型围隔试验为例

为探究湖泊水体生态修复工程中草型清水态维持与长效运行的营养盐响应机制,利用滇池草海建立的大型原位试验围隔,采用非参数突变点分析法（nCPA）及临界指示物种分析法（TITAN）,探究了叶绿素a、浊度、透明度和浮游植物的营养盐阈值.结果表明,草型清水态维持与长效运行较为成功的围隔,其藻类的叶绿素a含量虽然明显较低,但在夏季时蓝藻门仍占绝对优势.原位生态围隔叶绿素a响应TN的阈值为1.423mg/L,响应TP的阈值为0.103mg/L.水体透明度响应TN的阈值为1.684mg/L,响应TP的阈值为0.103mg/L.各围隔总磷含量的平均值均大于或等于0.226mg/L,B1、B3、B8围隔后期处于清水态,其TN平均值都低于或等于1.42mg/L,B5、A1、A2、A3、A4围隔后期处于浊水态,其TN平均值都高于或等于1.78mg/L.这表明在滇池水华重灾区实施水体生态修复工程时,应首要考虑TN的影响,在TP含量严重超出阈值的情况下,如果TN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也能维持湖泊水体草型清水态的长效运行,并实现湖泊水体由藻型浊水态向草型清水态的转换.     

2009年与2014年太子河流域附石藻群落结构变化及其与水环境的关系

为了解近年来太子河流域附石藻群落结构和水环境状况的变化趋势及二者的响应关系,于2009年和2014年对太子河全流域的附石藻群落和水环境因子进行调查分析,并探究了基于附石藻群落保护的主要水环境因子浓度限值.结果表明:①与2009年相比,2014年太子河流域的附石藻密度、物种丰富度、群落多样性均显著升高（P < 0.05）;群落组成中对不良环境干扰呈负响应的藻属相对多度普遍升高,对不良环境干扰呈正响应的藻属相对多度普遍降低.②与2009年相比,2014年水环境因子中ρ（TDS）（TDS为总溶解性固体）、ρ（SS）、ρ（TN）、和ρ（NO₃--N）显著降低（P < 0.05）,ρ（DO）显著升高（P < 0.05）.典范对应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CCA）显示,2009年ρ（TN）和ρ（NH₄+-N）是影响太子河流域附石藻群落的重要水环境因子;2014年ρ（TN）、ρ（NH₄+-N）和ρ（TDS）对附石藻群落结构有重要影响.③经局部加权回归散点修匀法（locally weighted scatterplot smoothing,LOWESS）和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当ρ（TDS）、ρ（TN）和ρ（NH₄+-N）分别为185.00、1.00和0.22 mg/L时,其与P-IBI构成的拟合曲线存在拐点,且拐点两侧的P-IBI差异性显著（P < 0.05）.研究显示,2009—2014年太子河流域的附石藻群落和水环境状况整体有所改善,合理控制ρ（TN）、ρ（NH₄+-N）和ρ（TDS）对该流域的附石藻群落保护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