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工程国际法的框架——以平流层太阳辐射管理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气候工程(也称“地球工程”)有潜力通过大规模、集中高效的方式减轻温升过高对气候系统和环境的负面影响。平流层太阳辐射管理在所有气候工程技术中最具备大规模实施的可行性,但其对环境和气候系统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引起的“道德风险”以及对气候公平造成的威胁也引起最多争议。就实然法而言,国际法可以从三个方面回应上述争议:第一,预防或控制该技术可能造成的重大环境损害;第二,在对该技术可能造成的环境和气候影响没有确定科学依据的情况下谨慎发展该技术,并防范可能产生的重大或不可逆风险;第三,应对该技术因负面环境影响不均衡而产生的国家间和代际气候公平问题。就应然法而言,未来短期治理应以规范科学研究及科学家行为为主,以灵活的规制形式促进对人类和自然环境有益的气候工程相关科学研究;中长期的治理结构应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为主要平台,辅以其他具有适用性的公约,着重发展该技术的环境影响评价和风险预防机制,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气候脆弱国家全面参与气候地球工程的商议程序和决策过程。中国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应当积极参与太阳辐射管理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多边主义治理,明确该技术在中国未来气候政策中的非主导地位,并强调制定该技术的国际治理规则时应充分考量气候公平问题。中国还应当就本国太阳辐射管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气候公约》附属机构SBSTA积极进行信息交流。     

长江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与应对策略选择研究

退捕渔民的生计安置是长江十年禁渔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如何防范和避免生计转型中的致贫返贫倾向、实现退捕渔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长江退捕渔民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生计风险指标体系,识别和评估长江流域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利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分析长江退捕渔民生计风险对其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以期为科学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支撑。研究表明：(1)长江地区渔民退捕后的生计模式以兼业型为主,收入来源主要是非农收入;(2)禁渔政策实施后,长江地区渔民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呈整体下降趋势,普遍面临着较高的生计风险,生计风险多重性指数为8.5;(3)自然风险、金融风险和政策风险是渔民退捕后面临的最主要的三大风险,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存在差异性;(4)外出打工和向亲朋借钱是退捕渔民应对风险最主要的策略选择,不同风险因素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退捕渔民的应对策略。应进一步优化安置帮扶政策,提高政策的持续稳定性,建立多元化的补偿机制,筑牢退捕渔民的生计资本基础,降低其生计风险,确保实现退捕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控制人口 保护资源 为子孙留下蓝天碧水绿地

建国40多年来,淄博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以重工业为主体的重要工业城市。同时,随着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人口、资源与环境三大问题越来越突出。面对这样的市情,淄博市采取各种措施,突出重点,集中力量主攻薄弱环节,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综合整治污染,取得了很大成效,初步走上了经济和社会事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轨道。     

基于景观格局演变的流域生态风险评价与管控——以贵州赤水河流域为例

以岩溶地区典型流域——赤水河流域为研究对象,以2000、2005、2008、2013年4期遥感数据为基础,结合Arc Map的空间分析功能,对流域景观格局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构建流域生态风险评价体系与管控措施。研究表明:2000~2013年赤水河流域无风险区、潜在风险区、轻度风险区分别由1.66、2.95、75.41 km~2上升至5.63、21.81、115.45 km~2,而中度、重度风险区却分别下降了35.6和40.27 km~2;历年生态风险演变格局为以城乡建设用地为中心,生态风险由轻度、中度、重度向潜在或无风险区过渡,轻度、中度、重度主要以点状扩散或增加,潜在及无风险区则连片分布于农田区和山地丘陵区;基于不同生态风险区的风险源管控对策,对建立流域生态风险预警机制、降低流域生态环境风险、维护流域生态服务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底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多元共治之论证与路径展开

有效规制海底可燃冰开发伴生的多种类型生态环境风险,是保障可燃冰产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规定的多元共治的环境法治理念和制度框架下,研究海底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多元共治的理论基础、现实必要性及其制度路径。文章主要运用类型化方法来梳理与归纳海底可燃冰开发引致环境风险的具体类型;运用理论分析与价值分析方法,论证海底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多元共治的必要性;运用法教义学分析、比较分析与系统分析方法,检视与剖析我国传统行政管制模式下的制度体系在规制海底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中的绩效与利弊,归纳与展开海底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多元共治的制度路径。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传统环境管制模式难以有效治理海底可燃冰开发引致的新型环境风险,当前我国所创新的环境多元共治模式,可以矫正政府单维管制海底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中的缺陷、弥补"监管之法"在规制海底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中的疏漏、克服单一行政命令方式在规制海底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中的困境,系统构建海底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多元治理体系。在完善行政监管和推进私人治理两个层面对海底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多元共治的基础上提出具体建议。在完善行政监管层面,我国《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范经过拓展解释适用,仍然因为规制路径的间接性、零散性而产生内生弊端,亟待专门立法;在推进私人治理层面,多元共治机制分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与诉讼机制,应重视通过鼓励环保公益组织、可燃冰行业协会与私人等多元主体采取多元参与和私益诉讼方式,以发挥其在规制海底可燃冰开发环境风险中的综合效用。     

龙岩市省控断面水体中多环芳烃的污染特征、风险评价

对九龙江流域龙岩市省控断面2011年秋季、2012年冬季以及2012年春季河水中多环芳烃(PAHs)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该控断面河水中PAHs总量浓度变化为99~1788 ng/L,其组成特征是以3环(567%)、5环(246%)和4环(151%)为主,表明3环、4环及5环PAHs是九龙江流域龙岩市省控断面水中PAHs的最主要成分。地表水健康风险评价结果显示,红坊赤坑、雁石桥、捷步桥、顶坊4个采样点苯并\[a\]芘(BaP)毒性当量值(EBaP)均超出我国环境保护部(CEPA)制定的EBaP=2.8 ng/L的国家标准     

碳金融市场的风险识别和监管体系设计

当前,全球碳交易体系分割且从属于不同的政府或区域管辖之下的发展特征,产生出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分散交易体系如何链接、各市场减排效果如何比较等问题。由于国际碳市场相对发展还不成熟、预期寿命不确定、波动性较强,且由于碳市场发展历史较短,缺乏长期的定量数据记录,市场上为参与者提供的风险管理工具很少。而随着2013年中国七省市的区域碳交易试点陆续启动,结合全国层面的自愿减排交易体系,碳交易将成为中国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在发展初期,我国碳金融市场至少存在机制设计风险、市场供给风险及违规操作风险等方面的挑战。因此,无论是从市场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经济部门和市场稳健发展还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均应识别碳金融市场的风险,以保证有效的交易和定价机制、避免欺诈和价格操纵、平衡信息透明度及保密程度为基本原则和目标,尽早从监管法律、监管机构及权限、监管范畴及监管内容等多方面全面设计碳金融监管体系。     

济南大杨庄水源地水质健康风险评价

为研究济南市大杨庄地下水源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用改进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该地下水源地污染物通过饮水途径进入人体产生的危害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化学非致癌污染物所引起的健康风险很小,供水能够满足要求,非致癌污染物中健康风险最大的是氟化物、其次是硝酸盐、铁、氨氮、亚硝酸盐。氨氮、硝酸盐污染物3年来有较大增长,应该是大杨庄水源地的优先控制污染物。     

绿色投资：以结构调整促进节能减排的关键

强化绿色投资,促进节能减排,在目前政策空白的情况下,环保部门可考虑制定一个“绿色投资指南”,主要发挥提醒、警示和导向的作用。根据环境形势的发展,按照环境风险高、中、低对行业进行筛选分类,并对环境风险的程度进行详细界定。结合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定期发布公告,对于高环境风险的行业建议投资者谨慎投资。同时根据环境风险的排序,定期提出投资的优先领域。这种指南并不和其他部门的相关规定冲突,而且根据WTO国民待遇原则,这个指南可同时适用于国内外投资者。     

浅析环境监测技术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提升了全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其中大气污染就是近些年十分常见的一个问题.很多较为发达的城市出现了雾霾天气.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的大量排放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两个因素,排放的废气中的污染物较多,会严重损害国民的身心健康,为此,应当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做好大气环境监测,明确大气污染物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