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分子有机酸对紫色土及其溶液中Pb的赋存影响

以紫色土中铅(Pb)为研究对象,采用以0.01 mol·L~(-1)硝酸钠(NaNO_3)为背景电解质的一步提取法,研究了不同浓度下乙酸,酒石酸和柠檬酸对土壤中Pb的释放作用,并通过土壤重金属形态的分步提取法和地球化学平衡软件Visual MINTEQ v3.0,进一步分析和预测了小分子有机酸作用下土壤中Pb以及土壤溶液中Pb的形态变化.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小分子有机酸对Pb作用的环境意义与环境风险.结果表明,3种小分子有机酸均显著增加了紫色土中Pb的释放量,活化效果表现为柠檬酸酒石酸乙酸.在有机酸作用下,土壤中交换态Pb总量增加,碳酸盐结合态Pb和铁锰氧化物结合态Pb总量降低;土壤溶液中Pb以有机结合态为主,占总Pb质量的45.16%~75.05%,游离态次之,占22.71%~50.25%,且随着浓度增加,柠檬酸和酒石酸作用下的土壤溶液中的游离态Pb和无机结合态Pb增加,而有机结合态Pb减少,乙酸则呈相反趋势.总体上看,小分子有机酸提高了紫色土中Pb的生物有效性,且存在地下水的淋溶风险,其中柠檬酸的淋溶风险远大于酒石酸和乙酸.     

河南某市驾校地表灰尘多环芳烃组成、来源与健康风险

采集河南省某市29所驾校的地表灰尘样品,应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测定样品中16种优控PAHs含量,用终生致癌风险增量模型(ILCR)评价灰尘PAHs不同暴露情景下(情景1、2、3分别为驾校工作5 a、10 a和20 a)的健康风险,用比值法、成分谱法和主成分因子载荷法揭示PAHs来源.结果表明,驾校灰尘ΣPAHs含量在198.21~3 400.89μg·kg-1之间,平均908.72μg·kg-1.单体PAHs含量较高的是萘、菲、蒽、荧蒽,含量最低的是二苯并[a,h]蒽,低环PAHs占ΣPAHs的55.79%,高环占44.21%.3种情景下的平均健康风险为情景3(3.71×10-7)情景2(1.85×10-7)情景1(9.27×10-8),只有一个驾校(J11)在情景3存在潜在健康风险,其他情景下均无风险.皮肤接触灰尘是最主要的PAHs暴露途径,其占总风险的64.21%;其次是误食途径,占总风险的33.04%;吸入途径可忽略不计.驾校灰尘PAHs主要来源为化石燃料不完全燃烧源和混合源,农田区驾校灰尘PAHs的柴油/天然气动力车排放源、燃煤源和汽油车排放源贡献率分别为56.44%、26.55%和17.01%,工业区驾校混合源、汽油车和炼焦/燃煤排放源贡献率分别为76.26%、22.85%和0.89%,混合区驾校燃煤源、天然气/柴油动力车排放源和汽油车排放源的贡献率分别为45.57%、45.41%和9.02%.灰尘PAHs含量及健康风险与其周边环境、前期土地利用状况密切相关.     

高架道路周边建筑物灰尘重金属污染风险:以常州市为例

在常州环城高架道路两侧6个住宅小区不同楼层采集126个灰尘样品,测定Cu、Zn、Pb、Cd、Ni和Cr含量,分析其化学形态和垂直分布特征,采用富集系数和风险评价指数评价其污染程度和生物有效性,并进行潜在生态风险评价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灰尘中Cu、Zn、Pb、Cd、Ni和Cr含量均值分别为181.95、709.99、211.24、2.76、101.59和257.55mg·kg-1,均远大于背景值.灰尘中Cd的富集系数为33.05,富集程度为强烈,Cu、Pb和Zn的富集程度为显著富集,它们可能受到自然源、交通源和区域废气传输的综合影响,Ni和Cr富集系数较低,可能主要受自然源影响.随楼层高度的上升,Cd含量呈增加趋势,Pb和Zn含量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Cu含量无显著变化.Zn、Cd、Cu和Pb主要以活性态存在,生物有效性较高,Ni和Cr以残渣态为主,生物有效性较低.改进的潜在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Cd的潜在生态风险极高,对多元素的潜在生态风险起主导作用,且对高层楼的潜在生态风险较大,其它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为中低级.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Cr对儿童的致癌风险超过安全阈值,其它重金属对成人与儿童致癌风险及非致癌风险均在安全域之内.     

基于Monte Carlo模拟法对水源水体中微囊藻毒素的健康风险评估

调查水源水体中微囊藻毒素MCs(MC-RR、MC-LR和MC-YR)的污染情况,结合调查情况应用蒙特卡洛法(Monte Carlo)模拟量化人群通过饮水途径摄入微囊藻毒素的风险.在珠江西航道沿线设置5个采样点,在2016年1~6月期间共采集90份水样,根据国标(GB/T 20466-2006)推荐的HPLC方法检测水体中的微囊藻毒素,运用专业风险评估软件@Risk7.0,构建非参数概率评估模型,对通过饮水途径摄入微囊藻毒素(暴露)风险进行概率评估.对随机采集90份水源水体中微囊藻毒素MCs质量浓度检测值进行分布拟合,并运用Chi-Squared、Anderson-Darling、Kolmogorov-Smirnov这3种统计方法进行拟合度检验,根据3种评估拟合结果,确定最佳拟合分布模型.结果表明,在检测的90个水样品中,MC-RR的检出率最高,达到51.11%,质量浓度范围为0.001 7~0.386 3μg·L~(-1);其次为MC-LR和MC-YR,检出率分别是47.78%和21.11%,质量浓度范围分别是0.028 5~0.279 6μg·L~(-1)和0.003 0~0.136 2μg·L~(-1),水源水体中3种微囊藻毒素以MC-RR为主,最大检出质量浓度为0.386 3μg·L~(-1),MC-YR的含量最低.采用软件@Risk7.0分布拟合结果显示,MC-LR质量浓度最适的拟合分布为Ext Value Min模型(0.113 91,0.098 462),MC-RR质量浓度最适的拟合分布为Logistic(0.058 064,0.053 044).健康风险评估表明,MC-LR对人体健康危害的风险高于MC-RR的风险,儿童比成人更易于受到MCs污染的威胁.MC-LR对儿童健康危害的致癌年风险数值大于美国环保署(USEPA)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1×10-4;MC-LR对成人的致癌暴露年风险数值大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10-5,表明水源水体中的MCs对人体健康存在潜在的危害,有必要加强饮用水源水体的保护与监控,为有效控制水源地水质污染和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奠定基础.     

灵芝中重金属的检测及其健康风险初步评价

为了研究灵芝中重金属的污染状况,对北京市一些药店及部分中医门诊部所售的不同产地灵芝中的As、Hg、Pb等重金属元素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灵芝中As含量范围为0.016￣0.239mg·kg-1,平均值0.117mg·kg-1,Hg含量范围从未检出到0.43mg·kg-1,平均值0.115mg·kg-1,Pb含量范围从未检出到0.256mg·kg-1,平均值0.047mg·kg-1,As、Pb含量均符合我国《药用植物及制剂进出口绿色行业标准》,Hg有5例超标,占样品总数的25%,主要是野生灵芝.健康风险初步评价结果表明,服用灵芝的人群,成人每人每日通过灵芝摄入As、Hg、Pb分别为0.18￣2.3μg、0.17￣2.3μg、0.07￣0.94μg,分别占每日允许摄入量(ADI)的0.14%￣1.9%、0.4%￣5.4%、0.03%￣0.4%,对人体健康风险不大.但是对于个别野生和人工种植灵芝而言,每日摄入总汞量可达0.47￣6.24μg,占ADI的1.1%￣15%,对人体健康存在一定的风险.     

海洋石油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构建与系统应用

在国家推进“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实施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数智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为降低海洋油气生产平台安全生产风险,保障“一线平台-作业公司-分(子)公司-总部”对风险预警信息获取的即时性、准确性,构建了“风险→隐患→事故”链条式海洋石油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开发了以风险动态监测和分级管控为目的的海洋石油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充分利用海洋油气生产平台原有监测监控系统对各类安全风险进行监测,通过风险实时计算综合预警模型进行风险的预测预判,实现风险识别、风险预警、风险监控、风险处理、处理结果反馈的标准化风险闭环管控,有效提升了海洋平台安全风险管控能力。     

定量风险分析方法在埋地燃气管道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为了探索埋地燃气管道风险评估的可靠方法,针对埋地燃气管道的风险特点,基于失效频率和泄漏后果定量分析模型,建立埋地燃气管道的定量风险评估模型,通过对某段埋地燃气管道进行实例应用和分析,确定该段埋地燃气管道泄漏事故造成的对个人和社会的风险水平。结果表明,采用定量风险分析方法对埋地燃气管道进行风险预测,评估结果可量化,能够实现管道风险定量评估,可为推动企业燃气管道风险管理和政府应急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环境工程中工业污水治理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

水资源在维护自然生态环境和推动人类经济的持续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当前,我国的水资源存在地域分配不均、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持续增加,生活污水、工业污水处理量不断增加,污水排放标准不断提高,对环境工程中污水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避免水环境质量遭受破坏,需要对工业污水治理工作给予极大的重视,深入探讨现行环境工程中工业污水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到合适的应对策略。     

德阳市饮用水源水中抗生素赋存特征及风险评价

为探讨德阳市饮用水源中的抗生素赋存特征,采用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对饮用水源人民渠中4类8种抗生素进行了测定,并评价了生态风险和人体健康风险。结果表明：1)6种抗生素在水体中广泛检出,检出浓度为ND～6.51ng/L,磺胺甲噁唑检出浓度最高,抗生素在各采样点无种类上的明显差异;2）土霉素和依诺沙星具有较低的生态环境风险,其余6种抗生素无风险,抗生素联合毒性风险商RQsum均大于0.01,研究水域处于抗生素污染低风险;3）人体健康风险评价结果显示,检出的抗生素浓度对人体未构成风险。     

考虑不同合作模式和多方奖惩的绿色信贷风险优化控制研究

绿色信贷风险的优化控制,有利于推动绿色信贷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本研究将政府部门、环保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行为纳入同一个理论体系中,充分考虑影响参与主体最优努力水平和绿色信贷风险最优轨迹的环境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不同合作模式下的绿色信贷风险优化控制模型,分析不同情境下参与主体的努力水平,比较绿色信贷风险的最优轨迹,找出绿色信贷风险优化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四方合作模式对绿色信贷风险的优化控制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二,政府的参与能够有效带动其余合作者的积极性。第三,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共存和投入互动关系。第四,补贴和惩罚措施在合作过程中能够产生激励和约束作用,但在非合作模式下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第五,参与主体的协同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绿色信贷风险的优化控制。因此,需要灵活运用行政、经济或法律等多种干预手段,并对补贴用途进行考评和增强舆论监督,防止金融机构和企业将绿色补贴挪作他用。同时,建立符合国内绿色信贷发展特点的风险标准,统一绿色信贷风险的评判和管控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