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委托代理模型研究

针对当前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激励机制尚不完善的现实困境,选取目前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过程中政府委托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项目作为研究对象,为了改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激励机制,探究第三方环保服务公司综合实力等对最佳激励强度和政府投资人期望收入的影响,进而得出最佳激励强度与政府投资人期望收入的关系,构建了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委托代理模型并做出分析。     

汤逊湖流域农业面源氮、磷入湖通量计算

该文基于汤逊湖流域的空间和属性数据,应用SWAT模型对其流域农业面源氮、磷入湖通量进行计算分析。结果表明2014年汤逊湖流域农业面源氮、磷年入湖通量分别为490 t/a和31.15 t/a,其氮、磷入湖通量最大的月份均出现在降雨量较大的5月,分别为59 t/月和5.58 t/月;东湖高新区和江夏区的农业面源污染对汤逊湖的贡献最大,应作为重点控制区域。     

CALPUFF模型在大气环境容量测算中的应用研究

本研究利用CALPUFF空气质量扩散模式模拟了凉山州2007年气象场和s02浓度场,通过现状监测结果与模拟结果的比较评述了模型的适用性;并根据西昌市现状污染源和虚拟污染源情况,通过CALPUFF模拟建立大气污染物传递矩阵,结合线性优化模型测算了西昌市大气环境容量。     

生计多样性对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响应状态的影响——以上海闵行区、苏州张家港市发达地区为例

农田生态补偿政策是采用经济手段激励农户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保育和维护,解决因市场失灵造成生态效益外溢的一种有效方式,对于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提升农地开敞空间、增加农户收益具有积极作用。论文从发达地区农户生计多样性角度入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生计多样性对农户参与补偿政策的支持意愿、政策实施效果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生计多样性特征、村庄发展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农户在农田生态补偿政策上的支持意愿具有正向影响;②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生计多样性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农户在补偿政策实施效果上的响应具有正向影响,农户村庄发展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其具有负向影响;③农户生计多样性特征是影响农户补偿政策支持意愿最主要的因素,是影响补偿政策实施效果响应的次要因素。这表明补偿政策实施后,农户生计多样性特征对于提高农户对补偿政策支持意愿与政策实施效果响应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政府制定和完善现有农田生态补偿政策,为引导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提供参考。     

水体中氨氮污染来源及其控制——富营养化的思考

本文从营养学的角度,叙述氮源对水体富营养化的产生和危害,并从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分析氨氮的多方来源,根据其不同来源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     

WASP水质模型在辽河干流污染减排模拟中的应用

运用WASP模型对辽河流域实施水质改善方案后水质的变化进行模拟,以辽河干流铁岭段水质指标COD为例,结合流域污染削减目标寻求合理的减排任务分配方案。结果袁明：根据不同季节灵活地分配减排任务,辽河干漉铁岭段年削减COD1．74—2．49万吨可使其水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迭到减排耳标。     

综合指数影响评价模型在地下水防污性能评价中的应用

针对DRASTIC模型在地下水防污性能评价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模型的改进方法,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基于DRASTIC模型的综合指数影响评价(DRAICQ)模型,并应用于淮河流域中部某市地下水防污性能评价的实例研究中,绘制了研究区地下水防污性能评价分区图。结果表明:DRAICQ模型的计算结果更符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评价效果较好;研究区地下水防污性能评价分区图对该区制定地下水防污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指导作用。     

生态经济区划指标建立与研究——以运城市为例

本文借鉴目前已有的关于生态经济区划的理论和方法,采用文献研究、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运城市生态经济发展情况,选取了运城经济、社会、环境三类指标。利用建立的生态经济区划模型进行探讨,对运城市进行生态经济区划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以期对经济区划的建设提供参考。     

北京奥运交通限行前后街道机动车污染的模拟

为评估北京市街道的机动车污染状况及奥运期间的改善程度,利用OSPM模型模拟计算了2008年7月奥运交通限行前后北京街道大气中PM10、CO、NO2和O3的浓度,得到其在限行前的日均浓度值分别为146μg/m3、3.83 mg/m3、114.4μg/m3和4.71×10-9,限行后为112μg/m3、3.16 mg/m3、102.4μg/m3和5.31×10-9,削减率分别是23.4%、20.5%、10.5%和-12.5%.对污染物在限行前后的浓度变化和日变化趋势的研究发现,PM10浓度受交通限行影响削减最大;CO浓度的日变化趋势与机动车流量的变化最为类似;NO2在限行后的削减幅度有限,表明其浓度还受到除交通排放外的其他因素影响;O3浓度在限行期间有所上升,说明限行措施不能降低街道中大气O3浓度.另外,比较不同类型街道的计算结果,发现街道车型构成与几何形状对污染物浓度变化有影响.总之,北京市在实施交通管制前,街道中PM10、CO和NO2的日均浓度均接近或超过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限值,机动车污染状况较为严重;交通限行可有效降低一次污染物的浓度,但二次污染物的浓度有可能升高.     

太湖底泥疏浚的水环境质量风险性分析

采用基于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将五里湖的16个水质参数概括为5个主成分,研究了各主成分以及其综合主成分在疏浚前后的变化,并以此为依据就底泥疏浚对水环境质量的影响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疏浚过程中,五里湖疏浚区的综合主成分得分最高,为1.15,水质综合排名在最后,水体色度和污染指数(F1)也达到最高值5.0;同时对照区综合主成分得分以及水体污染和色度指数(F1,F2)也相应升高,水质质量明显下降;这说明疏浚运作具有促进表层沉积物发生再悬浮和扩散作用,以及沉积物中内源性营养盐和重金属离子的释放作用.采用Monte Carlo随机采样法,利用平衡分配模型模拟和预测了疏浚过程中悬浮沉积物中重金属离子释放的阈值,结果表明疏浚过程中大部分重金属离子由悬浮沉积物向水体中释放的风险性较高,可信度达到90%以上,尤其是重金属离子Ni²⁺以及非金属污染物As释放的风险性较大,其可能的释放量分别分布在各自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EQS的28.6%～+∞之间和34%～+∞之间,说明底泥疏浚具有导致五里湖水体环境质量短期恶化的风险.此外,Monte Carlo随机采样分析方法应用也许可为湖泊底泥疏浚生态风险评价提供一条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