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市冬季PM2.5化学组成及来源解析

基于2020年12月16日至2021年1月14日采集的渭南PM_2.5样品,分析了PM_2.5中碳质组分和无机离子的污染特征,并利用正矩阵因子分解法(PMF)、潜在源贡献因子(PSCF)和浓度权重轨迹(CWT)等方法对其来源与源地进行了解析.结果表明,渭南冬季夜间和白天ρ(PM_2.5)、ρ(OC)、ρ(EC)、ρ(TWSIIs)的平均值分别为：119.08、 17.02、 6.20、 34.20μg·m^-3和130.66、 18.09、 6.22、 50.65μg·m^-3.采样期间水溶性离子浓度表现为：F^->NO^-₃>Ca²⁺>SO₄^2->Na⁺>Cl^->NH⁺₄>K⁺>Mg²⁺     

大数据视角下的城市“三生”空间识别及分布特征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为例

基于2020年乌鲁木齐市POI数据,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通过构建"影响力—空间面积"权重模型定量识别了城市"三生"空间,并解析其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乌鲁木齐市城市"三生"空间分布格局与城市功能分区相符合。②"三生"空间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各区分布不均衡,总体上形成"生活空间较强凝聚、生产空间相对集中、生态空间均匀分散"的格局。③生活空间呈"西北—东南"走势,呈现内部连片、外围组团状分布特征;生产空间呈现"东西两翼"的空间格局,沿交通干线布局,向产业区集聚;生态空间呈点状分布,"中心—外围"差异明显。     

长株潭城市群大气污染潜在源区分析及传输通道研究——以株洲市为例

利用Hysplit、MeteoInfo模型,计算株洲2017—2019年特护期(10月至次年3月)的后向轨迹,并进行轨迹聚类、潜在源贡献因子(PSCF)和浓度权重轨迹(CWT)分析。结果表明,10—12月,污染物潜在源区主要分布在偏北方向,1—3月,偏南方向的源区不断扩大,这与季节更替、季风转换有关;12和1月,潜在源区面积最大,强度最强,传输通道最清晰。对特护期各月份进行权重潜在源贡献因子(WPSCF)和加权浓度权重轨迹(WCWT)分析,结果表明,12月有1条明显的WPSCF高值带起源于河南省中北部,一路向南,经平顶山、过南阳、再经襄阳进入湖北省,该高值带蛇形前进,过荆州跨长江经岳阳华容县进入湖南,再过常德、益阳,以弧形路径到达长株潭地区,这条路径是12月北方污染物影响长株潭的主要传输通道。WCWT分析也有类似结果,且通道路径更宽广,1月的潜在源区在偏北方向呈扇形分布,在较远距离上的河南、安徽等省份呈指状分布。经2017年12月5日重污染个例检验发现,传输轨迹与分析的传输通道一致。     

基于分类的张家港市生活垃圾典型处置情景环境效益分析

为系统揭示生活垃圾分类和末端处置匹配对全过程管理环境效益的改善,按照张家港市日均生活垃圾产量1850 t计,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和实测垃圾组分数据,通过测算污染物排放的直接总环境影响潜值和电能回收量折算后的总环境影响潜值,分析和预测了垃圾分类典型情况和不同末端处置能力匹配情景下的张家港市生活垃圾处置环境效益.垃圾分类后厨余垃圾的平均厨余组分质量占比（厨余垃圾纯度,95%）较未分类小区（66%）提高了29个百分点,其他垃圾中的厨余组分质量占比（41%）则降低了25个百分点.末端处置能力现状情景下,厨余垃圾分出量为150 t·d^-1时,直接总环境影响潜值随厨余垃圾纯度提高逐渐降低,较垃圾未分类时（3.41×10^-10,以PET₂₀₀₀计,下同）减少约10%;厨余垃圾分出量大于150 t·d^-1时,厨余垃圾分出量和纯度不断提高,分流厨余垃圾的填埋处置将导致污染排放增多,直接总环境影响潜值逐渐增加.生活垃圾处置环境效益的提升不仅依靠分类效果的改善,也依靠末端处置能力的匹配.末端处置能力规划情景下,生活垃圾分类后直接总环境影响潜值（1.73×10^-10~2.40×10^-10）均低于末端处置能力现状情景.厨余垃圾处置能力充足,相同厨余垃圾纯度下,直接总环境影响潜值随厨余垃圾分出量增加而降低.末端处置能力现状情景下电能回收量折算后的总环境影响潜值为-0.89×10^-10~-0.39×10^-10,高于末端处置能力规划情景（-2.13×10^-10~-1.82×10^-10）.结果表明,末端处置能力按规划扩建后,垃圾分类效果持续提升利于提高全过程管理的环境效益.从全过程角度协同提升垃圾分类效果与末端处置能力匹配程度,能有力改善环境效益.     

基于高通量测序和代谢组学解析重金属污染对农田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功能的影响

重金属污染会影响微生物组成和群落结构,其与微生物的相互关系一直是重金属污染生态学研究的热点.河南省新乡市是中国著名的电池生产城市,因电池生产废水污灌造成严重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目前有关新乡市长期灌溉电池废水造成的重金属污染对微生物群落组成和代谢功能的影响鲜见报道.采集了新乡市某长期生产电池厂旁3个重金属污染位点,重金属含量测定表明Cd和Pb超过相关标准,分别超标34~66倍和1.5~2.32倍.采用高通量测序分析了细菌和真菌群落组成,结果表明细菌由芽孢杆菌属、节杆菌属、鞘氨醇单胞菌属和类诺卡氏菌属等优势属,真菌由油壶菌属、小不整球壳属、Gibellulopsis和被孢霉属等优势属组成,表明经过长期的重金属胁迫,新乡长期重金属污染土壤富含重金属抗性细菌和真菌.环境因子和微生物群落相关性分析表明,总量Cu、DTPA提取态Cu和水溶态Pb显著影响细菌群落组成,总量Cd、Ni、Pb、Zn、DTPA提取态Cu和水溶态Pb显著影响真菌群落组成.目前,关于重金属污染对微生物群落代谢影响的研究较少,采用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表明,不同位点间代谢产物具有差异.通路富集分析表明,这些差异代谢物涉及代谢过程、环境信息处理和翻译等遗传信息加工等,在微生物缓解重金属导致的胁迫和环境适应中可能起到作用.     

基于多源异构数据的沧州市大气环境管理APP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大气环境管理平台是目前我国城市大气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利用气象、空气质量、污染源等多源异构数据资料,以模型集成分析的方法,针对沧州市的消峰和污染减排问题,开发了大气环境管理平台（APP）,并对沧州市大气污染过程进行综合分析和验证.以沧州市2019年1月27-30日两次大气污染过程为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污染过程1（2019年1月27日14:00-1月28日02:00）中ρ（PM_2.5）/ρ（PM₁₀）平均值为0.59,ρ（SO₂）、ρ（NO₂）和ρ（CO）平均值分别为37.0 μg/m3、66.7 μg/m3和1.5 mg/m3;污染过程2（1月29日10:00-1月30日09:00）中ρ（PM_2.5）/ρ（PM₁₀）平均值为0.61,ρ（SO₂）、ρ（NO₂）和ρ（CO）平均值分别为38.5 μg/m3、67.7 μg/m3和1.8 mg/m3,说明加强对前体物的控制是削弱重污染时段ρ（PM_2.5）的重要途径.②污染过程1的相对湿度在重度污染时段增长显著,污染过程2中相对湿度有10 h在70%以上;同时,在此期间风速较小,近地面逆温层较厚,从而加速了颗粒物吸湿增长和二次转化,说明高湿、低风速等气象条件是形成重污染天气的主要原因之一.③源解析结果表明,外来源的平均贡献率为44.73%,本地源的平均贡献率为55.27%,本地工业源、民用源、交通源和电力源贡献率分别为42.20%、11.97%、1.00%和0.10%,说明重污染期间沧州市受到周边区域传输具有一定的可能性,本地源的贡献主要来自工业源和民用源.      

基于沿江开发建设的生态安全格局研究——以九江市为例

随着长江沿江开发的不断深入，区域生态安全与开发建设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以九江市沿江开发建设活动与区域生态系统空间结构、生态服务功能相互作用为理念，通过遥感、GIS技术手段，划分小流域单元。并将这些单元作为空间分析与评价的基础，选择工业集中区、城镇居民地、路网布局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因子或施压因子，以河流级别、湖泊数量和面积、地貌类型、坡度、植被覆盖程度、重要生态功能区类别等作为承压因子，综合叠加形成生态环境压力区划。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由5个生态源区和9条生态隔离、缓冲、生物多样性保护廊道组成的生态空间安全体系，用以减缓生态环境压力、消纳水气及土壤污染、稳定区域生态、推进沿江开发建设，实现生态保护空间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空间的有序融合，并对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提出管制的要求与措施。     

引黄济青工程可持续发展再评估

本文用可持续发展观对引黄济青工程再评估后认为：水利建设和环境措施同步进行是引黄济青工程取得成功的关键。     

重庆市绵雨的分类与指标及其时空分布规律

按时间(季节)差异将重庆市绵雨划分为：春绵雨、初夏绵雨、盛夏绵雨、秋绵雨和冬绵雨5种。提出了重庆市绵雨的单站指标、区域指标和分区指标，进而全面分析了各季节绵雨的发生情况，揭示了重庆绵雨的时空分布规律。从季节来看，以秋绵雨最为突出，发生频率达77．9％，初夏次之，为59．6％，其它季节在30％左右；重绵雨和严重绵雨主要发生在秋季和初夏；其区域分布特征是，春季以东南部较多，盛夏分布差异相对较小，初夏、秋季和冬季都是西部和东南部多，东北部少。分别划分了各季节绵雨的分布类型变化趋势。     

Parental perception of social risk and of positive potentiality of outdoor autonomy for children: The development of two instrument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limits children's autonomy outdoors is parental perception of social danger and traffic danger. To obtain quantitative instruments for these dimensions, this work aimed to explore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ree scales. Two of them describe, respectively, problematic aspects of the area of residence linked to traffic and situations of social degradation that could constitute risk factors for the child's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safety (Traffic Danger Perception Scale, Social Danger Perception Scale). The third scale investigates parental perception of the positive potentiality of outdoor autonomy for children's maturation and grow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377 mothers of children between 8 and 10 years of age residing in six different areas in Italy. The results indicated weak reliability of the Traffic Danger Perception Scale, which requir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d they confirmed the reliability and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Social Danger Perception Scale and the Perception of Positive Potentiality of Outdoor Autonomy for Children Scale.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danger was higher in mothers who live in larger urban contexts and who have more personal fear of crime and a lower sense of community. The positive perception of children's autonomy of movement was higher among mothers who live in greener areas, who have a greater sense of community and who have more neighbourhood 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