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R-DGGE技术解析A~2/O工艺好氧单元中微生物群落结构

应用PCR-DGGE方法,追踪了汉沽工业废水处理中好氧工艺的活性污泥系统中微生物群落结构动态变化过程及其微生物群落结构组成。研究结果表明：系统中的微生物群落结构随水质变化而变化,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微生物群落结构趋于稳定,分别属于5大类群,与γ、δ、α、ε变形杆菌（Proteobacterias）、芽孢杆菌（Bacilli）的亲缘关系较近。其中γ变形杆菌是该废水处理过程中的主要菌群,包括Pseudomonas sp.、Rheinheimera sp.、Citrobacter sp.、Klebsiella sp.、Enterbacte-riaceae、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Acinetobacter。在整个系统中uncultured Pseudomonas sp.、Halobacillus sp.、Pseudomonassp.、Pseudomonas stutzeri、Acinetobacter sp.可稳定存在于系统中,为该污水处理系统中的优势微生物。因此,提高Halobacillussp.、Pseudomonas sp.、Pseudomonas stutzeri、Acinetobacter sp.菌属在系统中的数量和质量,有利于提高废水生化处理的效果。     

活性炭孔隙结构在其甲苯吸附中的作用

选用4种商用活性炭(AC),利用氮气绝热吸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测试了活性炭的物化性质。以甲苯为吸附质,在温度为298.15 K下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吸附实验,研究了活性炭孔结构对其吸附性能、吸附行为、表面覆盖率和吸附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孔容是其吸附性能主要影响因素,孔径在0.8～2.4 nm之间的孔容和甲苯吸附量之间存在较好的线性关系,且线性斜率随甲苯浓度增加而变大。甲苯吸附行为符合Langmuir吸附等温模型和准一阶动力学方程式。活性炭孔结构是甲苯吸附速率的主要制约因素。在甲苯快速吸附阶段,微孔为吸附速率主要制约因素,在甲苯颗粒内扩散阶段,微孔和表面孔为吸附速率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吸附末尾阶段,中孔和大孔为吸附速率的主要制约因素。4种活性积炭对甲苯的吸附能随其比表面变大而变大。     

中国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污染风险分析——以青海省为例

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和水平的有效途径。青海省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省份之一,不仅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且生态环境也十分脆弱。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不断推进,青海省经济加速发展,由此产生的污染风险也日趋提高。因此,研究青海省产业结构调整对提炼西部生态脆弱区协调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并实现污染风险的有效监管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依据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回归模型研究了青海省产业结构升级与污染物排放的关系,发现青海省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研究发现,青海省仍然处于污染物排放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阶段,且距离拐点仍有一定的距离。此外,本文分析了青海省不同产业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虽然三大产业均有增长的态势,但是各占GDP比例变化却各不相同。其中,第一产业的比例不断下降,第二产业的比例不断增长,而第三产业在增长到一定比例后,有小幅减少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青海省不同产业占全国相同产业的比例,分析了青海省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并利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物排放量,评价了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带来的污染风险。虽然青海省第一产业占该区域GDP比例呈减少态势,但占全国比例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表明了青海省农林牧渔业的发展趋势和速度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第二产业占全国比例大部分呈减少的态势,而第三产业却有一定的增长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海省产业发展正在向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控制污染较严重的第二产业的发展的方向转变。产业结构的提升对不同产业污染物的排放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住宿餐饮和零售业和房地及租赁产业的提升导致了污染物排放小幅增长,而其他产业尤其是建筑业、金属制品业等的扩张则对污染物排放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因此,虽然其经济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环境污染风险,并且污染排放量会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加大,但2002-2007年青海省产业结构变化对废水、废气等污染的排放产生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从而降低了青海省环境污染的风险。研究结论为青海省调整产业结构以抑制环境污染风险并保障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信息。     

青岛旅游业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研究

中国产业结构历经调整,三次产业的比重逐步改善,但仍待进一步优化。旅游业的兴旺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从旅游业视角对产业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少。以青岛为例,通过分析表明旅游收入与旅游人数均呈稳步增长趋势,且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得以稳步提升;进一步分析旅游业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的存在性,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旅游发展是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旅游业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从旅游供给、旅游需求、旅游外商投资三个角度主要选取旅游景区(点)、旅游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企业从业人数、旅游人数、城镇居民国内旅游出游率、国内旅游人均消费、外商餐饮住宿业的投资额等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将主要影响因素归结为旅游供求、旅游投资两大要素。为提升旅游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带动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刺激旅游需求、扩大旅游供给、增加旅游投资。     

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与总体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对比分析

总体产业结构和海洋产业结构的发展演进呈现出不同的规律性.运用三轴图法对比分析1992-2009总体产业和海洋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及我国总体产业和海洋产业的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探讨促进总体产业结构和海洋产业结构演进的主导因素,为产业政策的制订提供科学依据.     

区域用水结构演变规律与调控对策研究

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根据经济发展调整用水结构.本文以地处西北干旱区的榆林市为例,通过收集榆林市1990-2005年国民经济各行业用水量,结合信息熵原理,计算出不同年份用水量熵值及优势度动态演化情况.结果表明,榆林市用水系统熵值由1990年的0.569增加到2005年的0.667,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榆林市用水结构趋向无序.同时,系统的均衡度也呈增加趋势,这表明当地用水系统在趋于无序发展的同时,用水系统的均衡程度有所提高,系统均衡性增强.从地区来看,南六县的用水系统熵值要高于北六县,且南六县用水系统熵值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北六县则在波动中表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这与南六县长期从事特色农业,产业结构相对比较稳定,而北六县主要发展工业,导致用水结构中农业、工业、生活用水结构变化较大有关.最后,结合榆林市实际,提出"南护水源,北抑需求"的总体调控思路,通过建立权威、高效、协调的管理机制,推进水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立法和执法监督,规范水资源管理行为、因地制宜,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生态型低耗水产业、明确水权、建立水市场,制定合理水价、广泛宣传,积极引导,改变用水观念等措施,不断调整用水结构,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市场结构与环境污染外部性治理

本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福利影响,与传统经济理论形成鲜明的对照,为治理环境污染提供新的解决思路.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竞争优于完全垄断,但是如果发生了市场失灵,对整个社会来说完全垄断就优于完全竞争.为此,本文针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现实,进一步深入探讨环境污染外部性的福利效果,重新考察庇古税和科斯定理作用的约束条件.虽然我们依据完全竞争市场与负外部性会得到产生过多污染的结论,其解决方法是征收等于外部性的边际社会成本的税收,但这并不适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甚至是错误的.因此从负外部性角度看,我们发现不竞争市场结构可能产生高于或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产出和污染,虽然通过征税让企业负外部性内部化,竞争性市场的产量就是社会最优的水平,但这并不适合不完全竞争市场.因此,我们只有将市场势力、产权和庇古税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现实地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问题,这对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皋市工业源COD产排污强度及其产业构成分析

以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如皋市工业源COD产排污强度及其产业构成特征。不同行业群对GDP的贡献和对COD的贡献呈现明显倒挂,COD产排污大户主要集中在该市的一些传统产业,重点污染源企业治理水平明显高于一般污染源企业。在此基础上,就如皋工业源COD产排污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在降低COD产排污强度中的意义以及强化传统产业污染治理的主要途径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

人力资本及其结构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及其结构水平迅速提升,但各地区间的人力资本及结构水平差异颇大,这可能也是导致中国各地区间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水平存在很大差异的原因.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为本文直接研究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样本.文章在增长回归框架下,以中国各省份1978-2008年动态面板数据为基础,从国家和区域层面考察了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对我国及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效应显著;人力资本内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显著性相关得到东部地区数据的支持,而在我国及中西部地区的效应不够明显,这主要是由我国投入导向的增长模式和劳动力质量水平不高所决定的.结论表明,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及结构优化将会加速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形成未来我国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     

基于IPAT等式的甘肃省用水影响因素分析

将经典的IPAT等式扩展为包含人口、富裕程度、用水强度和产业结构4种影响因素的用水分析等式;并利用结构分解模型,将4种影响因素对总用水量变化的贡献分解开,得到不同因素对用水变化的影响.利用模型对1999-2008年甘肃省用水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富裕程度对用水量的增加效应最大,最高为2003-2004年(21.07×108m3);而人口变化对用水量的增加效应相对较小,均小于1×108m3;尽管用水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都减少用水量,但产业结构变化对用水量变化的贡献比用水效率的贡献小;此外,单纯地提高用水效率或调整产业结构,并不能保证在环境约束下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随着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不仅要从提高用水效率、调整产业结构出发,实现水资源的高效优化配置;更重要的是调整发展思路,摆正人和自然的位置,才能真正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