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

利用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效应分解分别计算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①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出分权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种途径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影响,但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具有异质性。②财政收入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5.429和-17.572。提高财政收入分权度不仅有利于减轻本省份环境污染,也对邻近省份的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程度分别为-3.345和1.173。提高财政支出分权虽然有利于减少本省份污染的排放,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省际的污染外溢效应,提高邻近省份的污染程度。③从总效应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均呈现出显著的负向相关性,影响程度分别为-23.001和-2.172。提高财政分权可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有利于环境质量提升。④通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结果表明模型估计是稳健可靠的。根据分析结论,可能的启示与建议有:①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在提高财政支出分权度的同时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权度,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②继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完善绿色经济考核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对污染治理和环境改善的支出水平及效率。     

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地探寻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治理政策,但我国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仍然欠佳。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较高经济效益,会放松对环境管理,导致环境治理高投入低成效。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府在制定相关环境治理政策时带有区域性特点,迫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迁移至环境规制相对薄弱的地区,由此产生污染迁移的现象。基于此,对2003—2017年30个省区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环境污染总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总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环境污染总指数会降低,从而引起污染向相邻省份转移,造成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总指数上升。②省际产业转移整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的产业转移到相邻省份时,会缓解本省环境污染,却加重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程度。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对于各省区市的环境管控,统筹各区域的联防联治机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本省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还要考虑入驻企业自身污染排放处理能力,并将污染排放指数纳入筛选条件。同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要引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等,运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     

环境资源的量化模型及估算指标体系

本文依据区划环境标准，提出了环境资源的成本概念－环境成本。     

控制人口 保护资源 为子孙留下蓝天碧水绿地

建国40多年来,淄博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以重工业为主体的重要工业城市。同时,随着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人口、资源与环境三大问题越来越突出。面对这样的市情,淄博市采取各种措施,突出重点,集中力量主攻薄弱环节,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综合整治污染,取得了很大成效,初步走上了经济和社会事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轨道。     

乡镇工业污染防治战略初探

本文通过对乡镇工业经济发展现状及其环境问题的评价分析,提出乡镇工业环境管理应按本地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乡镇企业的特点,实施分区域、按行业、有重点地进行管理的防治战略。并建议我国环境管理在以城市和大工业为重点的同时,及早将乡镇工业污染防治工作放在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切实加强乡镇工业环境管理。     

武汉市无公害蔬菜生产的问题与对策

介绍了我国部分城镇在粮食作物和蔬菜产品受化学农药等有害化学物污染简况和无公害蔬菜的研究进展。调查分析了武汉市目前蔬菜生产中农药污染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在武汉市实施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工程项目的建议和对策，并进行了讨论。     

我国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根据一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资料，初步分析了我国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现状，认为从总体上看，公众的环保意识水平偏低；公众的环境资源况颇具特色；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出现明显矛盾时，半数公众能够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大多数公众认为环境保护与个人有关，但对个人的努力信心不足；超过七成的公众表示愿意为环境保护支付一定费用，但对高收入阶层普遍寄予较高的期望；公众有一定的依法保护环境的心理基础，但法律知识又非常缺乏。     

中国FDI环境效应的再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随着康菲石油渤海漏油事故、江苏启东王子造纸排污和阿玛尼污染投诉等涉外污染事件报道频出,学术界对于FDI涌入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表现出一定担忧。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整体层面的FDI环境效应检验,而对其区域差异及原因产生机制的系统探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从理论判断和命题推演出发,利用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构建普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流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即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环境质量,但不同地区FDI的环境效应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具有显著的"污染光环"效应,且前者强于后者,而沿边地区FDI具有不明显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造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系统考察了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4种主要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越明显,而适度的环境规制才更有利于FDI环境技术溢出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如既往地积极引进并监督FDI;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认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取差异化的引资政策。     

可持续发展中的代际关系研究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世代发展的过程。因此．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根据“代际”一词有不同的理解。“公平”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含义,尤其是对代际公平的含义、原则进行了探讨。代际公平实现的策略是：基于压力-状态-反应的人力资源可持续开发;基于艾奇沃斯方框图分析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鉴于客观上当代具有优先权,代际之间在环境污染上则采用非合作博弈。     

西安市大气和水污染对人群健康损害的经济价值损失研究

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造成损害的经济价值评价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采用不同的价值评估方法-VPLL潜在寿命损失年法、VSL统计生命价值法、WTP支付意愿法对西安市1996—2003年的大气和水污染对人群健康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996—2003年。西安市大气和水污染健康损失年平均为228792万-434237万元，占GDP的3．69％-7％。对居民健康有显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