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丘陵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研究--以衡阳市为例

在GIS,Excel, SPSS11.0的支持下,以土地详查数据为依据,对衡阳市1994~2001年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进行了全面分析,揭示了衡阳市近七年来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点,并分析了其主要原因。研究表明：(1)衡阳市1994~2001年耕地、未利用地面积总体减少,其他用地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土地利用类型变动的总体方向是：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耕地向园地、水域转化,未利用地向林地转化。(2) 衡阳市土地利用变化存在较大的时间和空间差异。时间上1997年前土地利用变化显著,1997年后变化较小;空间上以祁东县和衡阳市区变化较大,衡南县、南岳区变化较小。(3)人口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是衡阳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1997年前后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的差异主要由政策因素造就,地形地貌因素及经济因素则主导了区内空间差异的形成。     

Quantitative Appraisement on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in Coastal Rapid Developing Region of Hainan Province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evalu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system, means the potential ability of the natural ecosystem to carr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he ecosystem is healthy. It is limited by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the elasticity of the ecosystem. It will be greatly significant to study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of Hainan Province, the first ecological province admitted by the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Not only is the natural ecosystem reflected, but also the effects of human activities are emphasized by integrating the ecosystem health analysis into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research. The research results, using the Factor Analysis tools of software SPSS, indicate that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of Hainan Province fluctuated obviously from 1996 to 2005. The level of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of Hainan Province was relatively high in 1996, and reached into trough from 1997 to 1999. It has steadily ascended to be above the middle level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policy factors, especial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Province’ strategy, wer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to influence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With the population rapidly increasing, the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per capita have decreased quickly. The amount of the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was promoted remarkably b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economic growth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ll of these will provide useful suggestions to establish and enact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especially for prote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Hainan Province.     

耕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的协整分析

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实质上是农户在其所面临的各种经济和制度环境约束条件下,所采取的不同耕种行为的直接结果和体现.本文试借助分析影响农户耕种行为的相关因素来探讨其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利用Eviews 6.0统计软件,综合应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以湖北省为例,剖析耕地集约利用与其影响因素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效应.研究表明:在长期,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业比较收入和耕地的产权保障对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正向影响,其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分别提高0.166、0.430和0.035个百分点;农民家庭人均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对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负向影响,其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分别下降0.004和0.008个百分点.而在短期,各影响因素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作用方向相同而作用力大小不同.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和农业比较收入对耕地集约利用的作用程度在短期与在长期是相似的;但耕地的产权保障和农业生产成本的变化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却更多体现在长期.因此,立足于稳定产权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农业政策导向更有利于在长期保护耕地,提高耕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IPCC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测算方法,在省际层面测度了我国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并基于扩展的STIRPAT和Kaya模型,构建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子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2003-2012年分省面板数据样本及城乡子样本进行系统GMM估计。本文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城乡家庭部门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在近十年都呈快速上升趋势,家庭部门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高碳排放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水平较低;第二,城乡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的上期碳排放量对本期碳排放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这反映出我国家庭部门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惯性特征和路径依赖性,是一种动态自适应机制;人口规模、居民消费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强度和城镇化因素,都对我国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影响,城乡之间的家庭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本文研究得到如下启示及政策含义:家庭部门碳减排将是一个有步骤、分区域的渐进过程,我国碳减排政策应当兼顾消费升级和碳排放的双重目标,努力构建分层次碳减排的适应性预期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着眼于引导和激励居民低碳消费,缓解人口规模增加、消费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对家庭部门碳减排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通过能源价格改革、财政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等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同时,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改造等科技手段提高煤炭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些政策将更有利于城镇家庭部门碳减排。     

中国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进及跃迁机制

面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以及环境治理的复杂状况,对中国碳排放强度时空演进的动态监测与预警治理的研究是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的关键。文章测算1997—2015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方法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空间相关性、集聚特征及其时空跃迁进行空间统计分析,借助分位数回归与时空跃迁嵌套模型,揭示在时间和空间推移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强度的时空跃迁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30个省区的碳排放强度在时空分布上并不是完全随机状态,各个省区碳排放强度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趋势会受到其相临近省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省域间的碳排放强度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与"分异"并存的时空演进特征。(2)中国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趋势增强,具有高度的凝固性和较低的流动性,10个高碳排放强度省区碳排放强度的稳定性将成为制约中国碳排放强度整体跃迁的重点省区,相关省区的跃迁性将成为驱动中国碳排放强度整体跃迁的关键省区。(3)各省区的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过程中存在时空跃迁的驱动模式和制约模式,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强度时空跃迁的驱动机制,不同响应阶段的驱动因素的分位数与碳排放强度时空跃迁类型之间具有很强的嵌套性。(4)根据各省区碳排放强度时空演进及其跃迁机制的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出加强对关键省区碳排放强度的有效监测与治理,加大碳排放的约束力度等差异化的碳减排调控措施。     

高科技污染问题及驱动力模型研究

高科技产生的污染包括产品生产、消费过程中及废弃时产生的污染。这些特点又加重了高科技的污染程度。高科技污染的各种特点，包括扩散快、产品回收难、污染类型多及隐蔽性强等。以江苏省高科技企业为例，研究企业隶属、资产组成以及经营能力和科技水平等企业性质指标与企业有毒有害原辅料消耗量的相关性，并做出高科技企业污染的驱动模型。根据所得研究结果，分析总结影响高科技企业有毒有害原辅料消耗量的主要因素，认为企业的性质间接作用于企业，最终形成了高科技污染。并据此提出治理高科技污染的建议，即完善污染治理法律体系、探索废旧产品回收途径、发展清洁生产技术、探索针对高科技企业的环境管理模式。     

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以正处于一个新的成长期的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分析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态势及内在驱动机理。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区域各地类面积比例的动态分析,发现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方面是建设用地比例的增加以及耕地和水域面积比例的减少。在此基础上建立驱动因素体系,利用相关分析和主因子分析方法,并构建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得出长江三角洲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口的增长和非农化、经济总量的增加以及劳动力的非农化。但是不同的时期,主要驱动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土地利用的特点不断变化：人口的非农化(城市化率)的作用不断增强;经济总量增长的作用明显的减弱;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建设用地比例增加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强。     

三峡库区城镇建设用地驱动因子路径分析

随着三峡大坝的修建．三峡经济飞速发展．带动了利用三峡库区城镇建设用地的变化。本文以三峡库区21个县市1995—2005年城镇建设用用地的变化量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1995-2005年期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指数与区位商的空间分布变化。采用路径分析建模的方法。奠立了城镇建设用地与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第二产值、第三产值及城镇人口的路径模型．确定了备影响因子对蜮镇建设用地变化的影响程度。其中第二产值对城镇建设用地的变化影响最大．影响力最小的是城镇人口。此项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路径分析模型在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研究中的可行性．同时也为库区城镇建设用地的控制提供了参考。     

南京市2000~2014年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及驱动因子研究

基于土地利用模型测度2000~2014年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动态变化,再运用典型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及逐步回归分析组合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法对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驱动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4年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1.73%;（2）南京市用地结构信息熵呈波动下降趋势,城市建设用地系统结构性增强,但是用地扩展的综合效益趋降;（3）人口增长、道路扩展、投资水平提高及文化产业发展等能够较好的解释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这4类因子对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具有正向作用;（4）逐步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园林绿地面积的增加相对其他因子对南京市建设用地规模增长的作用最大,其次是道路长度和公路里程。     

基于遥感与GIS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

土地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土地利用是指人类对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土地的利用方式和强度;而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则反映了土地利用方式的发展变化趋势。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在数量,方式,强度,结构和趋势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全面,客观地反映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有利于正确认识当前土地利用中合理和不合理的利用方式,为制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土地管理和土地规划提供依据。遥感技术提供巨大而丰富的信息源,GIS技术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空间分析等功能,二者的结合有着传统方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具有周期短,效率高,费用低等特点,在土地利用变化监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制定详细的技术手段,对重庆市15年间的土地利用及其动态变化在时间序列和空间序列上加以分析,阐明这种变化的外在表象,即耕地,林地的减少和城镇用地的增加;同时分析这种变化的内在驱动力主要为自然环境（坡度,高程,土壤等）和人文要素（经济条件与人口压力等）。为国土资源的有效可持续利用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