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流域自然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方法

根据清江流域自然旅游资源的特色，首先提出了一套对其进行详细系统的调查方法：（１）利用遥感数字图象处理技术及航、卫片解译结果，圈出潜在景区及潜在景点；（２）详细调查、收集及整理清江流域各市、镇已有资料，填写旅游资源调查登记卡片；（３）在（１），（２）基础上，对主要潜在景区及景点进行野外现场调研。然后，以调查结果为前提，提出了采用综合评分法，模糊数学评价方法，信息量评价方法，神经网络评价方法及地理信息     

基于景观格局演变的流域生态风险评价与管控——以贵州赤水河流域为例

以岩溶地区典型流域——赤水河流域为研究对象,以2000、2005、2008、2013年4期遥感数据为基础,结合Arc Map的空间分析功能,对流域景观格局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构建流域生态风险评价体系与管控措施。研究表明:2000~2013年赤水河流域无风险区、潜在风险区、轻度风险区分别由1.66、2.95、75.41 km~2上升至5.63、21.81、115.45 km~2,而中度、重度风险区却分别下降了35.6和40.27 km~2;历年生态风险演变格局为以城乡建设用地为中心,生态风险由轻度、中度、重度向潜在或无风险区过渡,轻度、中度、重度主要以点状扩散或增加,潜在及无风险区则连片分布于农田区和山地丘陵区;基于不同生态风险区的风险源管控对策,对建立流域生态风险预警机制、降低流域生态环境风险、维护流域生态服务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本文采用考虑反馈性出口隐含碳的MRIO模型,测算了2000—2011年中国14个制造业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而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能够显著降低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受到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即只有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越过门槛值后,技术进步路径才能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此外,将制造业分为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类,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还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因此,中国制造业应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在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中的作用,在引进FDI和国外技术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低碳制造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同时,中国制造业还应积极培育自身竞争优势,构建自我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体系,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此外,政府应根据技术创新和引进政策在不同制造业行业中的执行效果,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江苏省沿江开发区空间分工、制造业集聚与转移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针对江苏省沿江开发战略实施以后,制造业空间可能存在的变动,在整理和分析调查问卷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专业化指数和基尼系数2种方法来定量分析江苏省21个沿江省级以上开发区空间分工、制造业集聚和转移态势。结果表明：（1）2002~2006年江南沿江开发区通过向江北沿江开发区转移部分传统产业,逐渐形成了江南沿江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心”和江北沿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围”的空间分工格局;（2）江南沿江开发区内部、江北沿江开发区内部尚未形成良好的分工关系;（3）受开发区发展阶段、区域产业政策、本地化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并未发现理论预期的普遍存在的产业集聚现象,仅纺织服装、石化、电力、塑料橡胶等产业呈现集中趋势.     

治污投资的政府最优政策博弈

外部性的存在及制造商治污投资动机不足要求政府对制造商的行为进行相应的规制，政府在制造商的治污投资行为中主要的作用是通过各种措施使得制造裔有动机地去自觉地进行有效的治污投资;政府的主要控制手段包括直接管制及借助市场激励，政府制定环境管理策略的关键因素是“惩罚的力度与激励的强度”。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从制造商的治污投资行为出发研究政府制定环境管理规制的策略，通过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分析福利增进量、洽污成本与治污效果等三个因素对“惩罚力度与激励强度”的影响。     

湖南省农村城市化问题成因及对策研究

农村城镇化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大势所趋．是湖南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农村城镇化不仅有利于湖南解决好“三农”问题,而且有利于促进湖南农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目前湖南农村城镇化存在水平偏低、分布不平衡、数量增长超过规模的扩张和质量的提升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长期的政策制约、规划滞后性、建设随意性、建设资金不足、建设管理不到位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本文根据产业集聚理论．客观地分析制约农村城镇化水平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湖南农村城镇化的基本对策。     

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综合实力评价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9类共30个具体评价指标作为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综合实力评价的原始指标，运用因子多变量统计分析法对30个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处理，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并采取promox斜交旋转，得出6个公因子作为评价我国31个省（市、区）的综合实力的综合变量。计算得出我国各省（市、区）的综合得分。将计算的各省区市的综合得分从大到小排列，确定等级及分值区间。根据分类结果划分为6类地区，得出第Ⅰ、Ⅱ、Ⅲ类地区全部为东部地区，其综合实力得分位居全国前6位，它们依次是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和北京；而第Ⅵ类地区中除海南属于东部地区之外，其余省市区都属于西部地区，其综合实力得分位居全国后7位且均为负值。它们依次是青海、宁夏．贵州、西藏、海南、甘肃和重庆。可见东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     

Experience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loristic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in Samarskaya Luka

Quantitative methods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floristic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in Samarskaya Luka. The results show that Samarskaya Luka is a floristically heterogeneous area in which six elementary floras can be distinguished. This area has been assessed as a floristically autonomous formation, and its floristic representativeness was estimated.     

陕西省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提质增效是目前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选用Python爬取技术,对陕西省107个县域的旅游效率进行测度分析,探讨县域旅游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1）陕西省旅游效率达到有效的县域数量整体偏低,高旅游效率县域多集中于市辖郊县。（2）县域旅游效率分布不均衡。陕北地区高旅游效率县域主要集中在黄河沿岸,关中地区呈现“西高东低”的现象,陕南地区高旅游效率县域则集中在地市交界处。（3）影响县域旅游总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主导因素不同。旅游收入占GDP比例（反映旅游业水平）、人口密度（反映县域发展水平）及汽车站数量（反映交通服务水平）是影响陕西省县域旅游总效率及技术效率的主导因素,而旅游资源禀赋（反映旅游业水平）、人口密度（反映县域发展水平）则是影响陕西省县域旅游规模效率的主导因素。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中国区域种养结构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研究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生产格局及演变趋势是优化种养结构的重要基础,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2000年和2017年335个地市的种养业生产数据集,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我国主要作物和畜产品区域比较优势的时空格局演变。结果显示:（1）近 17年,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的区域比较优势空间格局上均无显著变化,肉类产出的优势区域呈扩散趋势;（2）饲料粮（玉米和大豆）生产的优势区域与精饲料消耗为主的牲畜（猪、禽类）优势区域并不匹配。为提升我国农业生产的种养结合水平,提出以下建议:区域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结构需进行合理化调整;根据区域种植业规模来确定养殖业规模;在区域尺度上合理布局有机肥加工厂;加强有机肥施用技术的研发;加大对养殖企业粪污处理方面的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