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县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机理与实证模型

以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分析,结合研究区域实际,确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劳动力状况等4大类因素为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细化成9项具体指标。通过SPSS软件对各项指标与水土保持投入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是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限制因子。由于兼业和规模经营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较低,且防范农业风险的能力较强,农户往往不愿意进行水土保持投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以及农业人口比重较高的农户,往往会在水土保持上投入较多的时间和资金。针对农业劳动力不足、农业经营规模小等现状提出如何激励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以进一步促进水土流失治理的相关建议。     

中国居民生活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在总结划分居民生活碳排放（HCEs）类别的基础上,以中国HCEs量为测度指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对1997-2012年人均HCEs进行分析,同时对2012年人均HCEs的空间格局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本结论如下：根据划分方法,HCEs按照碳排放源可分为直接和间接碳排放;按照基本生活需求可分为基本和发展碳排放;按照人类消费行为可分为交通、居住、食品、商品及服务碳排放五大类。从时间尺度来看,中国各类别人均HCEs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空间差异来看,1997-2012年,我国各省人均HCEs表现出共同的空间分布特征。从空间格局分布来看,2012年中国人均居民生活碳排放呈现从东到西递减的趋势。从空间计量模型角度看,2012年,人均居民生活基本碳排放比重是影响人均HCEs空间差异的主要驱动因子。此外,各地区人均收入和人均GDP的差异也对人均HCEs的空间差异起到正相关作用。基于对中国人均HCEs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为我国制定碳减排举措提供科学依据并提出有效建议。     

城市家庭规模与结构对生活污水排放特征影响分析

以北京、上海、广州、兰州、昆明等5个城市30个中等收入城市家庭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对生活污水排放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家庭生活污水中各污染物排放量随家庭规模增大而增大,其中受家庭规模经济影响,COD、BOD的排放强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边际递减规律,而TN、TP主要受家庭居民个体因素影响;综合考虑家庭规模、家庭结构的影响,首次提出家庭污染等效因子,把所考察的家庭转换成“等价(参照)家庭”,相对于参照家庭而言,所考察的家庭的污染排放状况与家庭污染等效因子成正比,由此反映不同家庭类型与生活污水排放之间的特定关系.     

加强废旧家电回收利用与污染防范

本文论述了废旧家电回收利用与污染防范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议。     

大城市郊区农户弃耕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广州番禺区农户调查为例

利用广州市郊番禺区426家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大城市郊区农户弃耕类型及原因,构建包括农户个人条件、家庭状况、农地资源特征、农户意愿、村镇经济状况、区位条件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主动弃耕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番禺区农户弃耕比例不高,为36.85%,其中主动弃耕占85.26%,被动弃耕占14.74%,但农户弃耕意愿强烈,有41.78%的农户期待弃耕;②农户主动弃耕后主要将农地经营权流转,农地依然保持耕作状态,被动弃耕的农户均为失地农民,从而被迫弃耕;③家庭农业劳动人口少、弃耕意愿强烈、农地暂未被征用、家庭收入来源多、农地转出意愿强、距市中心近、所在村镇第二三产业发达、土地质量较好及距主干道较近的农户弃耕可能性最大。     

高层建筑外装修火灾特性及防火对策

针对几起火灾案例,阐述高层建筑外装修火灾特性和国内高层建筑外装修防火现状,强调加强高层建筑外装修工程各环节的监督管理,即从设计,施工、材料防火性能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力求消除火灾隐患,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种典型家用消毒剂对水生生物的急性毒性影响及生态效应阈值研究

家用消毒剂大量用于日常生活中,进入水体环境后对水生生物产生潜在危害效应,目前尚缺乏保护水生生物安全的生态效应阈值。本研究以2种典型家用消毒剂(有效成分分别为对氯间二甲苯酚和次氯酸钠,前者命名为消毒剂A、后者为消毒剂B)为研究对象,开展其对8种不同营养级淡水水生生物的急性毒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除底栖动物外,消毒剂B对藻类、溞类和鱼类的急性毒性均高于消毒剂A;我国本土种稀有鮈鲫对2种消毒剂的敏感性高于其他2种鱼类;2种消毒剂对藻类的毒性高低均为近头状伪蹄形藻斜生栅藻蛋白核小球藻;近头状伪蹄形藻对2种消毒剂最敏感。基于上述毒性数据构建了物种敏感分布(SSD)曲线,计算对保护95%的物种不受影响时所对应的污染物浓度(HC5),并结合评估因子法推导出2种消毒剂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值作为急性生态效应阈值,消毒剂A和消毒剂B的PNEC值分别为13.16 mg·L~(-1)(有效成分对氯间二甲苯酚PNEC值为0.33 mg·L~(-1))和0.71 mg·L~(-1)(有效成分次氯酸钠PNEC值为0.01 mg·L~(-1)),消毒剂A对淡水生物的PNEC比消毒剂B大了一个数量级,表明相较于消毒剂B,消毒剂A对水生态环境更为友好。本研究结果可为制订典型家用消毒剂的水质基准提供科学依据。     

河南省能源强度下降的驱动因素分析——基于LMDI方法

根据能源强度的定义和能源消费总量的构成,将能源强度细分为生产能源强度和生活能源强度.生产能源强度是影响河南省能源强度变化的重要因素,而生活能源强度快速增加态势应引起高度关注.基于LMDI因素分解方法,将影响2005-2012年河南省能源强度变化的因素分解为结构效应、能源效率效应、人均GDP倒数效应和人均生活能源消费效应.结果表明,能源效率效应和人均GDP倒数效应是河南省能源强度下降的驱动力,而经济结构和人均生活能源消费效应成为河南能源强度下降的阻碍因素.为实现“十二五”河南省“双控”目标,除挖掘效率节能潜力外,实现结构节能、合理控制生活能源消费增速十分重要,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兰州市西固区儿童饮用水重金属暴露及健康风险精细化评估

饮用水是人体暴露重金属的重要途径之一,准确评估人体经饮用水暴露重金属的健康风险对其采取有针对性地健康风险防范措施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索并准确识别兰州市西固区人群经饮用水途径对重金属暴露的健康风险,本研究于2015年7～9月(非采暖期)和2015年12月～2016年1月(采暖期)开展现场入户调查,采集当地0～5岁和6～17岁儿童的饮水和用水样品,并开展人群饮用水行为模式问卷调查.通过饮水和用水中Cd、Cr、Pb和As的浓度分析,结合儿童饮用水暴露行为模式特征,采用美国环保署推荐的暴露和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开展儿童饮水和用水重金属暴露的健康风险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水体中Cd、Cr、Pb和As的浓度均未超过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限值,用水重金属的浓度受季节性影响较大,而饮水较小.饮水和用水中4种重金属的非致癌和致癌风险水平范围分别为2. 82E-08～2. 43E-02和7. 55E-09～3. 62E-05,均处于可接受风险水平;但饮水中重金属的致癌和非致癌健康风险均高于用水.同一时期0～5岁儿童用水重金属暴露的致癌和非致癌风险均低于6～17岁;而0～5岁儿童饮水中重金属暴露的致癌风险低于6～17岁,非致癌风险却高于6～17岁.研究表明该地区饮水/用水重金属暴露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明显危害,精细化的暴露评估方法可减少健康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     

上海市生活垃圾房气溶胶中可培养细菌污染状况及种群特征

空气传播病原微生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生活垃圾携带大量病原菌,垃圾房可能会对周围环境及人群健康造成影响.以上海市某别墅区垃圾房、某校园垃圾房和周边某居民区垃圾房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垃圾房内和周边环境空气中可培养细菌的浓度、粒径和种群分布特征,解析环境因素与空气中可培养细菌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5个采样点（某别墅区垃圾房、其下风向、某校园垃圾房、某办公楼顶和某居民区垃圾房）的可培养细菌浓度分别为：（1254±92）、（280±123）、（172±47）、（84±18）和（175±174） CFU ·m^-3,别墅区垃圾房内生物气溶胶浓度显著高于其他采样点,主要原因是该垃圾房内存在湿垃圾就地处理生化处理设施.别墅区垃圾房内生物气溶胶可培养细菌粒径主要分布在1.1~4.7 μm,而其余4个采样点的细菌粒径主要为>7 μm,少数细菌粒径范围为1.1~2.1 μm.本研究5个采样点可培养细菌中优势门分别为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和厚壁菌门（Firmicutes）,优势菌属分别为棒状杆菌属（Corynebacterium）和芽孢杆菌属（Bacillus）,同时检出棒状杆菌属（Corynebacterium）、葡萄球菌属（Staphylococcus）和不动杆菌属（Acinetobacter）等机会致病菌.某别墅区垃圾房内生物气溶胶的浓度与温度、相对湿度、PM_2.5和PM₁₀相关性较高,空气中微小杆菌属（Exiguobacterium）与PM₁₀、温度和相对湿度都具有较高的相关性.5个采样点的健康危险系数（HQ）值均小于1,但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价结果表明,3个垃圾房的男性与女性工作人员健康风险均高于相应的基准值.研究结果揭示了生活垃圾房对周围环境气溶胶微生物组成的影响,为评价垃圾房内和周边空气质量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