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区夏季大气污染物浓度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为了解成都市区大气污染物浓度水平及其变化规律,统计分析了2013年6月1日—8月31日3个市区站点(十里店、梁家巷和草堂寺)SO2、NO2、O3、PM2.5、PM10和CO逐时观测资料.结果表明,观测期间O3污染严重,上述3个站点小时均值超标率分别达22%、37%和42%.大气颗粒物污染也较为严重,上述3个站点PM10日均浓度超标率分别为13%、8%和3%,而PM2.5日均值超标率分别高达34%、27%和26%.NO2和CO早晚的浓度高峰主要与机动车流量增加和混合层高度降低有关.由于紫外辐射影响,O3浓度在正午出现峰值.受机动车流量高峰和气象条件的影响,PM2.5和PM10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出现在上午和下午.通过对污染物"周末效应"的分析,发现周末O3、PM2.5和PM10的浓度显著高于工作日,SO2、NO2和CO反之.成都市区大气污染受局地排放和外源输送共同影响,其中PM10和NO2主要受局地源控制,而PM2.5、SO2和O3受外输送影响较大.     

海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对河流水质的影响

海河流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河流水质恶化.本文基于海河流域人口规模、经济产值和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结合河流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和水质变化统计分析,从流域废污水排放和水资源利用等角度分析社会经济对水环境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流域人口规模大幅增长、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聚集区由北京-天津地区扩展到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聊城-德州等地区,导致海河流域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规模迅速上升,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直接驱动力.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30年来城市用地面积增加85%,北京-天津-唐山城市群规模扩大,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因子分析表明,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等3个方面,其中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影响非常显著.     

颗粒物防护口罩适合因子的影响因素研究

为设计适合国人的防护口罩,利用定量适合性检验和人体头面部尺寸测量的方法,探索影响口罩适合因子(FF)的因素。对4种颗粒物防护口罩(3M8210,3M8210v,3M9332和3M9010)的FF进行检测;测量口罩佩戴者的形态面长、面宽、两耳屏间宽、两下颌角间宽、鼻高、鼻长、鼻宽和两耳屏点间颌下弧长等头面部尺寸数据;计算身体质量指数(BMI)。探讨头面部尺寸、BMI、性别及口罩型号对FF的影响。研究表明:显著影响口罩FF的因素是头面部尺寸和口罩型号,其余因素对FF无显著影响;设计防护口罩应考虑我国人群头面部尺寸特点。     

天津大港发电厂附近海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及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

为了解电厂温排水和人海河流对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影响,于2010年对大港电厂附近海域浮游植物和环境因子开展了冬、夏2个航次的调查,探讨了浮游植物群落结构时空分布特征及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调查区共鉴定出浮游植物4门31属46种,其中硅藻在物种组成和细胞密度上均具有绝对优势.调查区浮游植物种群结构简单,组成相对稳定,细胞密度全年平均为729×107个/m3,高于渤海其他海域,且冬季数量高于夏季.受温排水和人海河流影响,浮游植物平面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效应和季节变化特征,呈近岸区高于远岸区的分布趋势.近岸站位TJHS1101和TJHS1117分别受人海营养盐和温排水的影响,夏、冬季呈现不同的分布特征.研究表明,浮游植物在夏季的限制性生长因子是可溶性无机氮,冬季是PO43--P;水温、NO2--N和NH4+-N是影响浮游植物空间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盐度、pH值和DO.对浮游植物的影响表现出季节性差异.     

突变理论视角下突发群体事件演化机理研究

为探究突发群体事件各阶段的现象、动因和突变点等演化问题,通过剖析突发群体事件影响因素,将事件影响因素分为内在动因和外在诱因,以平息和爆发2种状态作为突发群体事件演化的趋势,构建突发群体事件演化模型,根据该模型解释突发群体事件各阶段的演化现象,找到突变点,分析演化趋势。结果表明:突发群体事件在内在动因和外在诱因的综合作用下,事件发展由量变到质变演化的3个层级阶段,其中,突变点对突发群体事件爆发起决定作用。     

曝气诱导内波破坏水库水温分层的过程与效果

针对传统的水库破坏分层技术的低效率、高能耗等普遍问题,研制了能模拟基于自然对流而形成水温分层的中试模型水库,研究了曝气诱导形成内波混合破坏水温分层的可行性,过程和效果.扬水曝气产生的周期性出流能作为扰动源,在分层水环境中诱导形成内波.内波频率及波幅与曝气量有关.在曝气量0.07~0.28m3/(m2·h),跃温层温度梯度0.29~0.48℃/m的中试条件下,内波破坏分层过程主要以减小表层和底层水温差别、驱使跃温层下潜、等温层变薄为特征,破坏分层的速度与曝气量正相关、与温度梯度负相关.内波通过垂向振荡和横向传播,促进不同温度的水层之间的热交换.相对传统的循环水流混合,在温度梯度约0.32℃/m和0.46℃/m的条件下,当曝气量从0.07m3/(m2·h)逐渐增加到0.28m3/(m2·h)时,内波混合可分别将破坏分层效率提高25.0%~40.0%和41.2%~60.0%.     

典型黄土区油松树干液流变化特征分析

蒸腾耗水是植被水分利用的重要方式和重要过程之一,对植物养分输送、生长发育、应对和缓解干旱胁迫以及改善区域微气候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半干旱黄土区的油松植被为例,基于四针式热扩散探针法监测树干液流的动态变化,探讨其蒸腾耗水规律,分析油松树种的水分利用方式及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结果表明,油松的液流速率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不同月份的液流速率以4月最低,其次为10月、9月和8月,分别为0.024、0.057、0.062和0.071 m L·(cm2·min)-1.液流速率的日变化在各个时期都呈现昼高夜低趋势,夜间液流速率较低,但不为零.在降雨事件影响下,夜间液流量在日液流总量中的比重明显增加,是晴朗天气的3.9倍,而白天液流量所占比重下降31.8%.寒潮期间液流速率表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对突变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油松液流速率与气象因子显著相关,对液流速率影响的大小顺序为:太阳辐射水汽压亏缺相对湿度大气温度.     

组配改良剂对土壤-蔬菜系统铅镉转运调控的场地研究

以组配改良剂LS(石灰石∶海泡石=2∶1)为试验材料,通过对湘南某矿区附近铅镉复合污染旱地土壤进行现场改良钝化,研究施加不同量的LS(0、2、4、8 g·kg-1)对茄子和苋菜植株吸收累积Pb和Cd的影响以及对Pb和Cd在2种蔬菜植株各部位间转运的调控.结果表明:1施加LS能够显著提高土壤p H,降低土壤中交换态Pb和Cd的含量.2施加LS能显著降低2种蔬菜植株各部位中Pb和Cd的含量.LS施加量为2~8 g·kg-1时,茄子果实中Pb和Cd的含量分别降低44.7%~78.6%和36.0%~78.7%;苋菜植株茎叶中Pb和Cd的含量分别降低45.8%~59.1%和40.0%~87.2%.3LS的施加降低了2种蔬菜植株各部位间Pb和Cd的转运系数.2种蔬菜植株在根-茎-果实间或根-茎叶间转运Cd的能力大于Pb,且施加LS各处理下,同种蔬菜相同部位对Pb和Cd的转运能力大小关系保持不变.     

珠江三角洲区域污染分布及其垂直风场特征

基于2014年4月~2015年3月珠江三角洲(珠三角)56个环境监测子站以及9个城市的逐时PM2.5浓度数据,对珠三角地区的颗粒物污染进行了系统聚类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珠三角地区PM2.5的区域污染可分为3种类区,一为东莞、广州、佛山以及江门(Ⅰ型);二为中山、珠海、深圳、惠州(Ⅱ型);三为肇庆单独为一类(Ⅲ型).其在一年中所出现的天数分别为47、7和128 d.Ⅰ型污染时,除珠海、深圳和惠州外,其他城市的PM2.5浓度普遍较高;Ⅱ型污染时,整个珠三角地区的PM2.5浓度均要高于50.0μg·m-3;Ⅲ型污染时,PM2.5浓度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肇庆、广州以及佛山地区.同时利用珠三角地区4台主要的风廓线雷达数据研究3种污染类型所对应的垂直风场特征发现:Ⅰ型与Ⅲ型污染状况所对应的风廓线相似,低层受东南风控制,高层为西南风,Ⅲ型的风速大于Ⅰ型风速,而Ⅱ型污染时的风速明显大于其他两种类型,其低层几乎均受偏北风影响,而高层则受偏西风的影响.Ⅱ型污染所对应的边界层中低层的风向变化很小,而其他两类则有一定的变化.同时Ⅱ型的通风量要明显大于其他两种类型,其中Ⅰ型的通风量最小.珠三角受偏北风作用时,整个珠三角的PM2.5浓度较高;当盛行东南风时,Ⅰ、Ⅱ区的PM2.5浓度相对较低,而Ⅲ区的污染相对较重.     

DDTs对水生哺乳动物的组织残留基准初步研究

作为一种曾经广泛使用的氯化烃杀虫剂,DDT及其主要代谢产物DDE和DDD(合称为DDTs)是一类典型的具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的有毒污染物。亲脂性和持久性使得DDTs可以通过食物链进行生物放大,从而对处于高营养级的水生哺乳动物造成严重的毒害作用。在综述DDTs对哺乳动物的毒性研究基础上,采用物种敏感度分布(spec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SSD)和毒性百分数排序法(toxicity percentile rank method,TPRM)推导DDTs保护水生哺乳动物的组织残留基准(Tissue Residue Guideline,TRG)。使用SSD和TPRM得到的TRG分别为23.9和22.7 ng·g-1食物(湿重)。相应的,DDTs保护水生哺乳动物的水质基准分别为188.2和178.7 pg·L-1。依据研究得到的DDTs的组织残留基准及其在鱼类体内的含量评估对水生哺乳动物的风险。研究结果可用于评估DDTs对水生哺乳动物的生态风险,并为DDTs的风险管理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