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rent Practice and Future Prospects for Social Data in Coastal and Ocean Planning

Coastal and ocean planning comprises a broad field of practice. The goals, political processes, and approaches applied to planning initiatives may vary widely. However, all planning processes ultimately require adequate information on both the biophysical and social attributes of a planning region. In coastal and ocean planning practice, there are well‐established methods to assess biophysical attributes; however, less is understood about the role and assessment of social data. We conducted the first global assessment of the incorporation of social data in coastal and ocean planning. We drew o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planning initiatives and a survey of coastal and ocean practitioners.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more incorporation of social data in multiuse versus conservation‐oriented planning. Practitioners engaged a wide range of social data, including governance, economic,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of planning regions and human impacts data. Less attention was given to ecosystem services and social–ecological linkages, both of which could improve coastal and ocean planning practice. Although practitioners recognize the value of social data, little funding is devoted to its collection and incorporation in plans. Increased capacity and sophistication in acquiring critic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data for planning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plans for more resilient coastal and ocean ecosystems and communities. We suggest that improving social data monitoring, and in particular spatial social data, to complement biophysical data, is necessary for providing holistic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support tools and other methods. Moving beyond people as impacts to people as beneficiaries, through ecosystem services assessments, holds much potential to better incorporate the tenets of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into coastal and ocean planning by providing targets for linke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human welfare outcomes. La Práctica Actual y los Prospectos Futuros para los Datos Sociales en la Planeación Costera y Oceánica     

四川省不同类型山洪灾害与主要影响因素的关系

以四川省为例,在明确溪河洪水及其引发的滑坡、泥石流三类山洪灾害分布格局的基础上,构建概念模型,分析降雨、地形、人口资产易损性等引发山洪灾害的基本因子和土壤、河网密度、土地利用等一般因子对不同类型山洪灾害的影响程度,并比较它们的异同。结果表明:(1)四川省山洪灾害主要分布在盆周山区、川西高原和横断山脉一带;(2)如果3项基本因子可以解释山洪灾害空间分布100%的变化,则它们对三类灾害的影响程度分别为:溪河洪水,降雨59%、地形28%、人口资产13%;泥石流,降雨15%、地形73%、人口资产12%;滑坡,降雨48%、地形34%、人口资产18%;(3)总体上,泥石流灾害对地形、岩性、土地利用等下垫面因子的依赖更高,而溪河洪水和滑坡灾害受降雨要素的影响更大。     

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城乡一体化思想,在分析乡村性内涵基础上,采用人口密度等指标构建乡村性评价体系,以全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等数据为基础,借助SPSS、ArcGIS、Geoda软件,探讨了江苏省县域单元乡村性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0年,江苏全省县域单元乡村性逐渐减弱,并呈现出阶梯状的空间分布态势;(2)各县域乡村性指数并不表现为完全随机状态,而是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热点区域分布在沭阳县与泗阳县交界处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冷点区域集中在乡镇工业发达的苏锡常地区;（3）社会环境、交通、资本、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等因素是乡村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4）未发现乡村性加强的现象;在数据可获得情况下,以乡镇为单元研究乡村性将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格局对鄱阳湖流域中小河流水质的影响

为揭示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格局对中小河流水质的影响机制,于2022年1月与2022年7月在鄱阳湖流域3条中小河流的25个采样点收集水样.采用Bioenv分析、Mantel检验与方差分解量化不同空间尺度的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格局对水质的影响,使用广义加性模型拟合水质与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格局的关系,广义线性模型构建分段回归模型,并基于逐步递归法计算阈值.结果表明：①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格局对河流水质的平均解释率在丰水期（59.72%）大于枯水期（48.95%）;子流域与河岸100 m是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格局影响中小河流水质的关键尺度,平均解释率分别为54.70%和64.88%;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格局的共同解释部分是驱动河流水质变化的重要因素,占总解释率的66.90%.②土地利用结构对中小河流水质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阈值效应,当子流域尺度下建设用地占比低于2%、耕地占比低于8%和林地占比高于82%,河岸缓冲区尺度下建设用地占比低于12%、耕地占比低于41%和林地占比高于49%时,均能明显改善水质.③空间格局对中小河流水质的影响也具有阈值效应但弱于土地利用结构,当子流域尺度下斑块形状值大于28.77和斑块多样性大于0.69,河岸缓冲区尺度下斑块形状值大于2.99和斑块多样性大于1.02时,均能改善水质.以上结果表明,加强对子流域与河岸100 m尺度的土地利用的管理,合理规划土地利用结构与空间格局能够有效地防止水质恶化.     

中国旅游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性研究

旅游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对旅游业发展持较为积极乐观的态度,将旅游业视为促进经济增长和赶超发达地区经济体的重要产业。然而,各地区由于经济基础、地理区位和旅游产业定位的不同,旅游业对各地区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差异较大。因此,研究不同区域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意义重大。文中根据各地经济基础,将中国分为三个区域,以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市、第一区、第二区和第三区的面板数据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采用多种计量方法分析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形成机理。结果发现:1样本期内,第一区除内蒙古外,均分布在东部沿海,第二区包含省市最多,分布在广大内陆地区,第三区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差异较大;2计量模型中纳入空间相关性后,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程度与区域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经济基础越好的地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这种规律尤为适应国内旅游;3从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系数比较来看,国内旅游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机理分析中还发现,在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完备、交通便利、商品贸易发达的地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容易实现。     

中国粮食产量变化的驱动效应及其空间分异研究

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而粮食产量则是衡量粮食安全的最为重要指标,研究粮食产量变化的驱动效应对于实现其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综合考虑种植业结构、农林牧渔业结构、农业生产经济收益、农业劳动力等各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从农业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了粮食产量分解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将粮食产量变化分解为种植经济的粮食安全效应、农业结构调整效应、农业劳动力农业经济收益效应、农业劳动力当量效应等4种。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模型(LMDI)和粮食生产的空间转移系数,揭示了4种效应对1978—2014年中国粮食产量的时序变化以及2000—2013年全国31省(市、区)粮食产量的空间变化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变化方面,农业劳动力农业经济收益效应都是驱动粮食增产的首要因素,种植经济的粮食安全效应则是抑制粮食增产的首要因素。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农业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的负面影响较小,而在农户主导模式下,农业结构调整对粮食产量的负面影响明显增强,这一结果在粮食主产区表现尤为明显。1978—2014年,中国劳动力当量效应对粮食产量变化由正向驱动作用不断向负向抑制作用转变,且其对粮食增产的抑制作用不断增强,这一现象在粮食主产区表现也尤为突出。因此,为促进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尤其需要发挥政府在粮食主产区农业结构调整中的主导作用,在确保农民生产粮食基本收益的基础上,加快延伸粮食生产产业链,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来源,促进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有效配置。     

水土匹配、空间效应及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003-2013的经验分析

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农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要素。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的合理匹配能够促进区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同时也存在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短缺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农业水土资源自然禀赋与实际利用情况,首先利用中国2003-2013年的分省数据,选取单位耕地面积的广义农业水资源量测度方法和当量系数描述了我国农业水土资源匹配的现实,发现我国农业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在空间上匹配程度不高,农业生产受到水土资源约束较强,农业水土资源的形成区域与消耗区域在空间上不相匹配;然后,在邻接权重矩阵下采用Moran’s I指数验证我国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关系,呈现出高度的集聚性和非均质性。为避免估计结果有偏,本文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建模及估计方法,加入农业生产人、财、物等控制变量,测度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溢出效应都显著为正,总体上水土匹配度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即水土匹配度对本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由于相邻区域的水土资源自然禀赋条件类似,而且农业生产中存在"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水土匹配度对相邻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采取相关措施优化农业水土资源匹配关系,对促进我国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非常重要。     

基于城市总规的基本农田空间优化调整研究——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为例

随着"三化"进程的推进,有限的土地资源供给与日趋上升的用地需求矛盾日益凸现。农地非农化的现象日趋严峻。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难度加大。城郊作为城市建成区与乡村衔接的特殊经济地理区位,土地利用受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用地制约的双重影响,基本农田保护面临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为研究靶区,充分利用高新区(新市区)二轮土地调查、土地总体规划、基本农田划定等数据和图库资料,以GIS技术作为分析工具和手段,在综合考虑耕地的质量与立地条件,结合高新区(新市区)社会经济、城市发展方向与定位、产业用地划定及布局等条件因素,对高新区(新市区)已划定的基本农田与产业空间布局结构衔接进行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为区域协调耕地保护寻求路径。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东部地区的时空分异研究

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大量消耗能源为代价的,直接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将经济增速与环境压力脱钩的同时,实现将人类福祉与资源消耗的脱钩,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焦点问题。采用Tapio基本模型构建中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模型,将1979-2014年的脱钩指数划分为8种脱钩类型。结果说明,绝对而稳态的脱钩是不存在的。虽然大部分年份的中国处于弱脱钩状态,但长时间尺度上,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存在"连接-脱钩-复钩-再脱钩"的动态反复过程。以中国东部地区10省份为例,研究脱钩指数变化的趋势和时间分异情况。结果显示,进入21世纪后该地区复钩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特别在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需要警惕以能源消耗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重现。计算并比较脱钩指数的5年均值,研究中国东部地区脱钩的空间分异情况。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是否脱钩与宏观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不断提高利用效率以减少能源消耗总量,保持弱脱钩是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关系的常态。     

内外资对中国碳排放影响的比较

国内外学者大多忽略内资而单独研究外资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基于碳排放核算公式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资本、劳动异质性角度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按内外资企业分类构建了理论模型,然后基于2002—2014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相关数据采用经典的Moran’s I指数、局域LISA集群示意图进行了全局和局域空间相关性检验;最后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比较分析了内外资企业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存在不可忽视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2内外资企业的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增加碳排放,其中技术进步因可能的回弹效应而对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带来正向影响;3与外资相比,同等幅度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下内资企业带来的碳排放更多,而等量劳动投入下内资企业带来的碳排放更少;4内外资企业资本投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及其差异均为最大,而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则相对较小。从"两害取其轻"这一相对意义上来看: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才是2002—2014年中国碳排放增长的更大推手。由此认为:首先,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应当以"联防联控"的治理思维来抑制碳排放增长,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思维;其次,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应该更加重视回弹效应;最后,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应该以"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态度来对待内外资企业,避免"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