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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台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我国已经开始进入家用电器报废的高峰期,每年的理论报废量超过5000万台,报废量年均增长20%,预计到"十二五"末期,年报废量将达到1.6亿多台,我国的家电回收链遭遇考验。     

开征环境税宜早不宜迟

就我国环保经济政策而言,目前主要是以各项收费为主,征税为辅。这种以费代税的办法,不仅造成各种税费的不统一,而且不利于征缴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近期民众频受大雾的侵扰,环境问题正在成为这个冬天最热门的话题。记者日前获悉,财政部已同意适时开征环境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环保部根据税收法定的原则,将抓紧环境税法的论证评估工作,并适时提出立法建议(12月11日《山西晚报》)。早在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会制定的《节能减排     

中国区域污染与经济增长实证: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

考虑区域污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双向作用机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利用我国1998-2008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6类区域污染物指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验证,探讨区域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仅工业粉尘、工业SO2与GDP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工业废水、工业固废与GDP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工业废水中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工业烟尘与GDP存在负的线性关系,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指出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区域污染问题就会得到全面解决。②人口规模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和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政府环保管制未能有效控制区域污染排放;加大贸易开放程度对污染排放影响有正有负;产业结构不合理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③工业烟尘、工业SO2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反作用。现阶段,我国区域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反馈机制较弱,给我们敲醒了环保警钟。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路子是我国今后的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是稳增长的根基

稳增长不仅仅是指国家经济的稳步增长,广意地说,它还包含着国民收入的稳步增长,社会发展的稳步增长,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稳步增长,公众对公共事务满意度的稳步增长。而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稳增长的关键。     

里约地球峰会述评:可持续发展的前20年与后20年

地球峰会通过领导人集聚讨论的方式来吸引世界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在过去20年里成功地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议题变成为全球的重要话题。20年后的本届峰会的最大成果便是极大地推动建立了国际社会的自愿减排框架。最终形成的附件性成果无论各方的出发点如何,所有成果的执行都是基于自愿原则。这标志着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或许已经成功地实现"转型",从被迫式、强制性的环境保护,转变为主动型、自愿性的环境保护。在这一转变的背后,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认识理念的演变,可持续发展也许是经济增长的负担,但更可以是一种前进的动力和激励。     

外场可靠性试验技术方法研究

介绍了外场可靠性试验的特点,概括总结了进行外场装备可靠性评价时应注意的几个方面。针对外场任务和系统级可靠性试验都属于可修复系统,重点分析了设备级以上可靠性数据处理方法,提出建立R.M.S数据库时应考虑的两个因素,即与寿命有关的可靠性增长分析以及DT和OT数据的合并,指出今后应建立适合外场数据特点的实用模型和方法,从而获得更准确的可靠性数据。     

公共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供给效应研究

近年来,政府在公共投资管理领域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由过于追求项目的净收益到更加关注公共物品或服务所能产生的正的外部性的大小.所以,对公共项目特别是大型公共项目评价的方法、指标、标准开始转向加强从宏观视角的考察.公共项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为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两个方面.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乃至未来若干年的情况来看,无论是道路交通等市政基础设施还是公共卫生、文教体育等社会基础设施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即处于长期的供不应求的状况,使其投资的供给效应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提离推动作用是更为主要和显著.公共项目的供给效应是项目完成后,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逐次转移积累获得的经济效益,量化计算的理论基础是投入占用产出技术.该技术反映了国民经济这个开放的巨系统各部门产业之间的复杂联系,能够正确反映项目对长期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一般用感应度系数表示,数值越大表明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推动能力越强.文章最后给出感应度系数计算模型和投资对GDP影响的计算模型.     

中国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来说究竟是“财富”还是“诅咒”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我国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了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但资源禀赋通过何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尚缺乏理论和实证检验.本文以“条件收敛”假说为基础,构建了资源禀赋对人均收入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区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此基础上,以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铁矿石地域分布与储量前十名的18个省(区)19年的自然资源储量以及经济社会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大小的同时,对我国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自然资源禀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存在正面的直接效应,也存在负面的间接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自然资源禀赋主要是通过影响投资、受教育水平、开放度、R&D等社会经济变量,降低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资源环境对南京市经济发展的“增长阻尼”

由于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的限制,经济增长速度相比没有限制情况下降低的现象,即为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阻尼效应。本文将土地资源与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合并,利用生态足迹模型解释资源环境复合要素,对传统的阻尼模型进行修正,定量测算资源环境对南京市经济发展的增长阻尼。结果表明,南京市经济发展迅速,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制约作用,其对经济发展的增长阻尼为0.03611。充分发挥资本对资源环境的替代作用,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优化产业结构,降低人口的增长率是实现南京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中国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阶段性特征研究——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检验

利用Eviews 6.0软件,基于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探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协调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自195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经历了3个阶段,具体表现为:(1)互为因果(1952～1978年),这一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耕地的产出在经济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2)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1978～1992年),此阶段耕地资源投入量顺应了经济增长的要求,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3)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1992～2008年),耕地资源作为要素投入支撑了经济的低质量增长,由此产生了重复建设、土地低效利用等问题。因此,关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均衡关系,发现其中的规律,掌握其中的因果变化趋势,适时调整土地政策以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是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