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与公平的国际制度建设

在可持续发展和扶贫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及改革是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也是"里约+20"峰会的两个主题。首先,绿色经济是体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绿色经济的核心是以低的自然资源消费、低排放、低污染,达到高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益,实现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高的生活水平和优良的生活环境。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潮流,将引发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虽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但也必须探索新型的绿色低碳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积极应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新的经济、贸易、技术竞争规则和格局的变动,加强先进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低碳竞争力。其次,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代际公平",又要关注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别公平"、"人际公平"。因此,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要体现世界各国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全面均衡地反映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公平享有全球环境空间、公平获得现代优质能源服务、公平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公平承担责任义务及公平的国际制度和机制。中国需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走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最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又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困难和更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发展绿色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协调推进。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在国内加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主要战略对策包括加速转变发展方式,强化节能优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加强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强城乡统筹,地区平衡,促进生态城市建设;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改革的趋势,加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抓住机遇,顺应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潮流,自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传统的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变到新型的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方式上来,基本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全球可持续发展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环境和可持续社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环境和谐与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实施《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各种形式的国际和区域环发合作深入开展,各个国家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消除贫困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全球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方面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从经济、环境与社会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表明:全球经济发展依然不平衡,不稳定性在加大,而且世界贫富差距明显,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不足;全球能源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CO2排放不断增加,气候变化问题突出,而且一些国家生态环境问题较为严重;世界总人口数不断增加,各国就业水平难以提高,各国教育水平非常不均衡,而且欠发达国家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水平低,居民健康状况堪忧。针对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①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可持续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各国的发展阶段、条件和能力的不同必须予以正视;要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情,要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要为发展中国家向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强有力支持。②加强各国政府在环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要重视全球性环境问题,而且更要优先考虑区域性环境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③积极推动全球社会朝向均衡、普惠和共赢的方向发展。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有权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以及不断改进和优化治理机制,而且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倾斜;要积极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现象、使增长具有包容性、使生产和消费更可持续;要增强人们做出可持续选择的权利,特别是妇女、年轻人、失业者以及社会最弱势和最脆弱群体的权利等。     

环境健康价值评估中的年龄效应研究

在环境健康价值评估研究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证研究焦点之一,也是重要的学术问题。长久以来,环境政策效益评估中是否应该赋予老年人较低的统计寿命价值一直存在广泛争议,且尚未得到一致性结论。通过设计选择实验,对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益进行了抽样调查,并采用MNL模型对北京市约500个居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估算了不同年龄人群对健康风险减少的支付意愿,针对中国人群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探讨。结果表明:一方面,在总体样本中设置年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显著为负,即年龄因素对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死亡风险降低的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越大支付意愿相对越小;另一方面,不同年龄人群分组样本结果显示,统计寿命价值与年龄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统计寿命价值在中国存在"老年折扣"现象。研究结果可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健康效益分析中如何考虑年龄的影响提供重要依据。     

CVM研究中支付意愿问卷“内容依赖性”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城市内河生态恢复CVM评估为例

为检验意愿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中争论的焦点问题——支付意愿的问卷"内容依赖性",本文以上海城市内河生态修复为评估对象,构建CVM的假想市场,设计评估顺序、评估对象尺度、嵌套物品等四重方案,通过720份问卷平行调查对同一评估对象在不同问卷中获得的支付意愿,并进行估计值比较和t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支付意愿的数值随评估尺度的增加并不显著增加;单独评估比作为嵌套物品评估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值;在问卷中先被评估的物品居民给出的支付意愿较高;整体物品的支付意愿小于各部分的加总。研究结果验证了国外实证研究文献报道的"范围不敏感"、"嵌入效应"、"顺序效应"、"部分—整体效应"等现象的存在。对此现象的解释主要是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因此,在将CVM研究结果应用于公共政策中应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引起的偏差。     

中国低碳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历史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审视

随着近年来我国碳排放总量的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把碳减排责任的矛头指向中国。为了明确中国碳排放的国际地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经济发展阶段视角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首先运用IEA2011年公布的碳排放数据分析了我国2009年面临的碳排放形势,继而研究了工业革命以来中国碳排放的总体贡献情况,最后从经济发展阶段视角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认为:①尽管我国当前的碳排放总量巨大,但人均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前10名的主要碳排放国家,碳排放强度与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②我国的历史累计碳排放贡献及人均碳排放均较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累计碳排放量达到世界累计碳排放量的近3/4;③与发达国家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相比,我国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普遍伴随着高碳排放。鉴于此,我们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的碳排放,一方面中国当前的确产生了较大的碳排放,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这种碳排放规模和水平。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和碳足迹也表明,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高碳排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里约+20”看绿色经济新理念和新趋势

如果说20年前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立的核心概念是可持续发展,那么2012年"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提出的新概念就是绿色经济。本文概括了"里约+20"大会绿色经济的三个关键问题,并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提出一些探索性的看法。①当前的绿色经济是世界绿色浪潮发展演进的新成果,具有与以往的绿色思潮不同的时代背景,具有对传统的褐色经济进行范式更替的革命意义。②绿色经济对传统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增加了两个重要维度。绿色经济试图将空气、水、土壤、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计入国家财富预算,强调经济增长要控制在关键自然资本的边界之内;绿色经济试图将"公平"或包容性变成与传统经济学中的"效率"同等重要的基本理念。③按照甜甜圈的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有不同的绿色解决战略。发达国家大多数有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是生态足迹超过了地球人均,处于甜甜圈的外圈;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生态足迹低于地球人均,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足,处于甜甜圈的内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从不同的方向走向地球边界和社会边界之间的中间圈。中国不能沿袭发达国家的褐色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大幅度提高绿色增长的效率。绿色经济对于中国未来10-30年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经济意义上的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应该具有经济高效、规模适度、社会包容的特征,人均生态足迹保持在发达国家水平之下,有与人均GDP 1万美元相匹配的人类发展水平,同时大幅度降低穷富之间的差距。中国可以运用绿色经济中自然资本消耗规模要控制、资源分配要公平、资源生产率要提高的一般原理和量变关系,构建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推动绿色转型。第一是绿色经济的生态规模政策。对耕地、能源等重要的自然资本,要实行总量控制,形成倒逼机制,限制GDP的规模和速度过快增长。第二是绿色经济的分配公平政策。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要把资源环境总量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到各区域。初始分配体现公平,特别是贫穷人口的生态权利。第三是绿色经济的效率提高政策。通过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资源环境的生产率,自然资源要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去。从区域看,沿海发达地区是生态优化功能区,应该在提高经济社会水平的同时降低生态足迹;中部地区是重点发展功能区,要尽可能提高生态效率,用较少的生态足迹增加实现有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在生态禁止发展和限制发展功能区,重点是降低贫穷人口比例,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十一五”环境保护投资评估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环境保护投资力度逐步加大。本文从环保投融资政策、投资规模、投资构成、空间分布、资金来源等方面对"十一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认为,我国多元化的环境保护投融资政策进一步完善,环保投融资渠道逐步拓宽。"十一五"期间,我国环保投资总额为2.16万亿元,相对1.53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而言,实际投资超出投资需求6 320亿元。环保投资年度分布上呈现先慢后快的态势,五年计划第一年环保投资增长率较低;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环保投资增长率明显提高。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环保投资总额的比重达一半以上。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园林绿化投资是重点,占比达42.6%。东部地区投资规模较中西部地区大,但西部地区增速明显较快。在资金来源上,中央政府投资与地方政府投资规模基本相当,政府投资占环保投资总额的1/5左右。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思路变迁与路径探索

该文从宏观流动模式、微观流动理论、中观社会网络理论等角度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了不同时期学者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关注点。在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国内研究进行理论梳理,认为当前我国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未能从劳动力流动现象中得出本质性、规律性分析框架。结合对我国逐期出现的"民工荒"、"返乡潮"、"大学生就业难"、内地与东南沿海的"抢滩战"等劳动力流动现实的思考,提出挖掘引发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本质因素,构建有效解释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是研究的重点。认为未来我国应该更加重视劳动力主体(劳动者)的偏好差异性,即劳动力的异质性:包括人作为个体对所有非经济因素主观偏好的差异。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和社会保障达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会更加关注非经济因素,此时异质性会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异质性劳动力的角度去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是本文提出的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全新视角。     

决策环境风险评估的重点领域及实施建议

环境风险评估是防范决策失误对人群健康和自然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重要决策辅助手段。欧美国家由于战略环评涵盖的决策类型较多,并且不同程度地建立了公共政策评估制度,因而防范决策环境风险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反观我国,由于决策体制机制不完善,战略环评参与综合决策的广度、深度不足,缺乏规范的政策评估制度等原因,因而防范决策环境风险的能力总体较低。为此,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出发,我国急需建立决策环境风险评估机制。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对当前正在实施的重大战略、主要规划及公共政策三类主要决策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了应该开展决策环境风险评估的优先领域,以及重大决策环境风险评估的实施建议。     

发挥网络优势 搭建服务平台 大力推进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产业发展

<正>1供销合作社系统具有比较健全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有利于再生资源的有效集中和高效利用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重要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作为一个传统行业,在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越来越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广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