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用地增长极限规模测算

快速城市化出现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问题,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需要测算一个极限区间值进行自上而下的总量控制,以促进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的落实.但是如何测算这个极限规模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本文提出了一个常规方法组合和关键指标相结合的技术思路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研究首先对城市用地扩展规模的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讨论了城市人口数量和GDP分别与建成区面积相关性,确定了城市人口数量对建成区面积影响更大;在此基础上,采用逻辑斯蒂模型,依据我国1950-2010年经济数据,对城市化水平进行预测;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依据1951-2010年全国人口数据对未来人口规模进行预测,并分为三个方案对结果进行了讨论;最后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以节约集约用地为原则,将人均城市用地规模取值控制在65.0-115.0 m2,计算城市用地扩展极限规模.结果表明,到2045年,中国的城市化预测水平为79.99％,在中国人口增长控制较好的情况下,人口规模将达到14.97亿人,城市用地扩展规模为77 857.38-137 747.70 km1;若中国人口达到有关研究的预测峰值16亿人,中国城市化水平稳定在80％,城市用地扩展极限规模将会是83 200.00-147 200.00 km2.综合以上分析,未来我国的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应在7.8万km2到14.7万km2之间.     

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概念框架

综合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是以“发展中促转变,转变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原则为指导原则,分析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并根据西部地区当前经济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数量,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如区域规划、区内调整,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的绿色发展.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中国西部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特有挑战与机遇,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最后,本文针对该绿色发展框架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提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是当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进程中最为迫切的需求,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和实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同时西部地区政府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将保护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区域扶贫开发相结合,加大对以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为目的的各类工程的投入,强化区域绿色基础建设和生态服务供给,缓解西部地区贫困,提升区域绿色发展进程的速度和质量;开展财政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各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各省发展需求与条件实施以生态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模式,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重点和限制开发区尤其是贫困集中和区域发展潜力较大地区,鼓励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以引导长期绿色发展.     

农民工大规模外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农民工大规模外出的影响和作用十分复杂.利用反设事实法,并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分析了湖南省2001-2011年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并对于湖南省2001-2011年潜在经济增长进行了进一步推断.研究结果:如果不存在出省打工的数百万农民工,同期湖南将实现净增长428％,年均经济增长率18.10％,比现实经济增长率高出0.5个百分点.这表明农民工大规模外出尽管带来了可观的劳务收入,但也使得流出地区实际经济总量低于其可能的潜在总量,导致其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其潜在经济增长率,从而也间接证明了农民工大规模出省打工对于农民工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抑制作用.地方政府在将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发展战略的同时,还应认识到,“劳务经济”发展战略在带来较多劳务收入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潜力.当前不宜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对各级地方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南京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根据南京市1991～2003年经济与环境数据,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建立了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计量模型,进而评价了南京市的环境保护政策。研究表明：作为一个重化工业城市,南京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其环境恶化程度逐步得到遏制,部分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这主要归功于南京市政府近年来有效的环境政策和巨额的环境投资。     

基于行业增长的省级可再生能源规划目标分解

为了有效的把国家可再生能源规划分阶段的落实到各个省市,做好二者之间衔接工作,研究考虑了我国在从发展中国家过渡到中等发达国家时所需要考虑的如何平衡公平与效率之阀关系的问题,结合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实际特征,提出一种基于行业增长曲线的可再生能源阶段目标分解模型.模型首先求解出中国不同的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增长曲线.然后给出可再生能源发展阶段目标函数.结合区域发展规划,给出了各省的阶段目标,为了验证该模型的正确性,以风电、水电和太阳发电为代表能源,结合国家可再生能源整体规划和资源需求分布状况,分阶段提出了各省域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目标分解参照两个原则(1)可分解原则.国家总量目标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在不同地区、部门和行业进行分解,由全社会共同完成发展目标.(2)公平性和区域差异的原则.考虑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各地总量目标有所区别.研究对于可再生能源规划的整体实施和监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铜陵市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尝试运用物质流分析方法以及最新发展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对铜陵市1990~2008年资源利用和实际GDP二者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采用了物质流分析指标中直接物质投入来表征区域资源利用量。ARDL边界检验结果表明了资源利用和经济增长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通过ARDL-ECM模型分析了区域经济增长对资源利用长期弹性系数和短期弹性系数,并揭示出资源利用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当前资源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铜陵经济增长。同时还对铜陵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战略提出了政策建议     

富营养化水体中铵态氮对金鱼藻生长的影响

通过控制pH（7和9）范围以区分分子态氨(NH3)和离子态氨(NH+4),研究了不同浓度铵态氮(NH+4 N)对金鱼藻生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鱼藻〖JP+1〗相对生长速率的变化范围为每天-010~003。在分子态氨浓度小于022 mg/L时,铵态氮对金鱼藻的毒性是由离子态氨和分子态氨共同作用。在分子态氨达到最大浓度439 mg/L时,〖JP〗金鱼藻的生长速率显著减少,直至死亡。随着铵态氮浓度的增加和胁迫时间的延长,金鱼藻体内碳氮比下降,叶绿素含量下降,光合作用减弱,相对生长速率下降。试验结果为合理利用金鱼藻来改善水质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研究分子态氨对沉水植物的胁迫作用提供参考。     

协调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冲突的路径研究——基于环境退化成本的分析

选取我国1990-2009年相关数据,首先对环境遥化成本进行估计,发现我国环境退化成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水污染、空气污染是导致环境退化成本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次,以环境退化成本作为污染指标,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并以能否有效地将污染指标降低到相对较低的水平,作为政策路径选择的标准,分析协调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冲突的路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政策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左端,经济持续增长有可能导致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多项环境治理政策的同步实施,致使个别政策出现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在当前产出水平条件下,既要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又要降低环境退化成本,政策路径的选择首先应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适当保持第二产业比重,但在发展第三产业的过程中,应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监管与治理,其次是调整国际贸易进出口比例,积极扩大出口,而采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大污染治理投资等政策在我国现阶段均不能有效降低环境退化成本.     

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研究

实现包容性增长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关键在于为长期处于社会网络边缘的贫困人群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包容性创新充分利用贫困人群中蕴藏的巨大消费、生产、创业潜力,既为企业带来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又让穷人参与到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帮助其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但包容性创新活动面临着市场信息匮乏、知识和技能不足、制度体系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金融服务欠缺等特殊挑战,需要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为其提供支撑.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由创新主体子系统、创新支撑子系统、创新环境子系统三个子系统构成,在技术选择、改进与扩散,当地信息获取,知识传播和吸收,信任合作关系确立等方面发挥作用,并为包容性创新活动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教育与培训体系,健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以及必要的金融服务.为构建一个以消除贫困为导向的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政府需要从提供有益于包容性创新的制度框架,消除包容性创新面临的特有障碍,提高包容性区域创新提供的效率与扩散范围以及增加贫困群体能力等四个方面入手.     

Combined influence of food level and inoculation density on competition between <Emphasis Type="Italic">Anuraeopsis fissa</Emphasis> and <Emphasis Type="Italic">Brachionus patulus</Emphasis> or <Emphasis Type="Italic">Brachionus macracanthus</Emphasis> (Rotifera: Brachionidae)

We tested separately the effect of two taxonomically related rotifers (B. patulus and B. macracanthus) on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another species (A. fissa) at low (0.5 ×10 ⁶) and high food levels (1.5 × 10⁶ cells/ml of Chlorella vulgaris) using different inoculation densities (0–100%). We also quantified the impact of A. fissa on the two brachionid species. Regardless of the presence of the competing species, an increase in the availability of food led to increase in the abundances of the three rotifers. The population growth of B. patulus, B. macracanthus, or A. fissa was affected negatively when cultured together with another species. An increase in the initial density of any one of the competing species became advantageous to maintain a certain population size. At a low algal food level, B. patulus was able to suppress A. fissa more strongly than B. macracanthus. On the other hand, at a high food level, B. macracanthus suppressed the population of A. fissa more strongly than B. patulus. Peak population densities for A. fissa varied from about 150 to 1000 ind./ml, depending on food density and the presence of competitors. The rate of population increase (r) of A. fissa, B. patulus, and B. macracanthus increased with an increase in food availability but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initial density of the competitor. Both Brachionus spp. experienced negative growth rates in the presence of A. fissa, especially at a high initial density of the latter. Published in Russian in Ekologiya, 2007, Vol. 38, No. 5, pp. 381–390. The article was submitted by the authors in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