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心理阈值的突发事件多部门应急决策动态调整方法

针对多部门协同参与应急决策并执行应急方案的情形,提出一种考虑心理阈值的多部门应急决策动态调整方法。首先,将各部门的心理参照点作为识别框架,合成各部门心理参照点的基本概率分配,得到部门协同心理参照点;然后,引入心理阈值区间量化描述决策部门的心理行为,并结合部门协同心理参照点,得到不同情景关于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满意度,进而合成情景属性满意度,计算各备选方案的总体满意度,并对方案排序择优;最后,通过案例分析验证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基于模糊集合分析的汛期分期方法及其应用

在模糊集合分析理论及一般方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汛期的发展变化具有的模糊性、随机性和过程性,以及降雨径流响应过程的特征,以汛期正向累计雨量序列及反向累计雨量序列为基础,重新构造出一新的累计雨量序列,并作为汛期划分研究的基本研究对象,提出了出入汛最高标准（ASMAX）的概念以及消除出入汛标准影响的处理方法。最后对于桥水库控制区域汛期的分期规律进行了实际应用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于桥水库控制流域汛期开始于6月11日,结束于9月18日,其中主汛期开始于7月21日,结束于8月4日。这基本符合海河流域主汛期在“七下八上”的统计规律。也表明累计雨量序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出汛期所具有的过程性,更适合汛期的分期分析。〖     

活性污泥与施泥土壤中二英污染水平的研究

研究了北京市大兴污泥堆肥厂不同处理阶段的活性污泥和周边的施泥农田土壤中PCDD/Fs污染水平,并与周边背景土壤进行比较.不同处理阶段活性污泥的PCDD/Fs浓度水平为3118.31～3617.36pg/g,毒性当量(TEQ,下同)为26.19～35.81pg/g,在世界范围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施泥农田土壤和背景土壤中PCDD/Fs总浓度水平分别为55.05～72.07pg/g、8.69～18.06pg/g,毒性当量分别为1.20～2.64pg/g、0.28～0.39pg/g,污泥农用导致施泥农田土壤中PCDD/Fs及其各异构体的浓度含量均有提高,浓度总量增高因子在3.0～8.3之间,施泥农田土壤中PCDD/Fs的浓度与施泥比率呈正相关性.施泥农田土壤与施用的活性污泥中PCDD/Fs的17种异构体浓度分布模式十分相似,而与背景土壤中PCDD/Fs各异构体浓度分布模式差异较大,由此说明,活性污泥是施泥农田土壤中PCDD/Fs的主要来源.本研究探讨了施用活性污泥对农田土壤中PCDD/Fs污染水平的影响,揭示了施泥农田土壤中PCDD/Fs的污染来源和污染模式.     

经济全球化能够有效抑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足迹吗?——来自动态门槛面板模型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3-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的平行面板数据,运用Hansen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为门槛变量,检验经济全球化与生态足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门槛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对生态足迹存在不同的影响。当经济发展水平小于等于3905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生态足迹;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第一门槛值3905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对生态足迹的影响从显著抑制转变为促进作用,但是不显著;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8778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刺激生态足迹的提高。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集中在第一门槛区间和第三门槛区间,经济全球化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出现两极分化态势,其中在第三门槛区间的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引起充分重视,这关系到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A new approach to estimate nuclide ratios from measurements with activities close to background

Measurements of low-level radioactivity often give results of the order of the detection limit. For many applications, interest is not only in estimating activity concentrations of a single radioactive isotope, but focuses on multi-isotope analyses, which often enable inference on the source of the activity detected (e.g. from activity ratios). Obviously, such conclusions become questionable if the measurement merely gives a detection limit for a specific isotope. 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if the presence of an isotope, which shows a low signal only (e.g. due to a short half-life or a small transition probability), is crucial for gaining the information of interest.     

论资源生态经济系统阈值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本文论述了资源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经济阈值的基本概念及其内涵，并对资源开发利用与同资源生态经济系统的阈值相协调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述。     

我国典型土壤中铜对白符跳(Folsomia candida)的毒性阈值及其预测模型

为确定我国土壤中Cu对白符跳的毒性阈值并建立其预测模型,以外源添加的方式研究了我国9种典型土壤（江西红壤、安徽黄棕壤、重庆紫色土、云南黄红壤、湖南水稻土、山东潮土、黑龙江黑土、新疆灰漠土、陕西垆土）中Cu对模式生物——白符跳（Folsomia candida）存活率与繁殖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白符跳存活率对Cu毒害的敏感性远低于繁殖率.9种土壤中基于w（TCu）实测值推导的土壤Cu对白符跳繁殖率的EC₅₀（半数效应浓度）变化范围为65~668 mg/kg,表明不同土壤中Cu的毒性阈值差异显著,但基于w（Cu_Ca）（Cu_Ca为CaCl₂溶液提取的Cu）推导的不同土壤中EC₅₀的差异有所减小.相关性分析表明,基于w（TCu）实测值推导的EC₅₀值与土壤pH、w（CaCO₃）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801和0.670.进一步利用回归分析建立了基于pH和w（OM）的土壤Cu对白符跳繁殖的EC₅₀预测模型——lg（EC₅₀）=0.213+0.288pH+0.016 w（OM）,基于该模型预测与推导的EC₅₀值之间相关性较好.研究显示,氯化钙提取态Cu的存在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不同土壤中Cu对白符跳繁殖的EC₅₀值的差异,pH和w（OM）可较好地预测不同土壤中Cu对白符跳繁殖的EC₅₀值.      

国外生态阈值研究进展及启示

生态阈值是促使生态系统属性发生突变的环境变量的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外生态学界掀起研究热潮.通过详细总结国外生态阈值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成果实践应用状况,反映出生态阈值研究对于理解生态系统转变过程、制定生态标准以及实施环境管理决策具有重要支撑意义;强调生态阈值研究应以正确把握时间和空间尺度、理解系统要素相互作用机制及阈值检测数学模型的生态学意义为前提;由于背景干扰和人为压力增加了物种及其生态系统的敏感性,迄今只有少量的带有阈值的标准和制度尝试性应用于国外资源环境管理实践领域.结合当前国内生态环境管理标准制定的科技支撑需求,建议谨慎将国内外阈值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内管理实践,同时针对国内重点地区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展生态阈值研究,以夯实"三线一单"资源环境管理制度科学基石,提升生态学研究实践应用价值.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区域差异

为了深入探究我国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及其区域差异,采用我国30个省区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数据,下同）,分别以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FDI（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以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我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由于能源强度、产业结构、FDI这3个门槛变量的作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体现出非线性特征,且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内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在3个门槛变量的中低门槛区间均不能促进碳减排,处于高门槛区间时,能源强度会促进碳排放,而产业结构和FDI这两个门槛变量则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其中能源强度跨过第2个门槛值（1.111 8）后仍表现出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0.566 1）和FDI（1 159.40×108元）分别跨过第2个门槛值后,对碳排放表现出抑制作用;中部地区在能源强度的影响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一直为抑制作用,在产业结构和FDI的影响下则一直是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200 8与2.153 3,以产业结构和FDI为门槛变量时,环境规制均未能发挥碳减排作用,一直体现为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措施,要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不同情况针对性地实施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缩小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吗?

基于2000—2014年中国29个省的平行面板数据,论文运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并非呈现线性关系,而是存在鲜明的门槛效应。在不同的门槛范围内,农业劳动生产率对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存在不同的影响。当农业劳动生产率小于4 372.19元/人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降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当农业劳动生产率超过第一门槛值4 372.19元/人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缓解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效应减弱;而当农业劳动生产率跨越第二门槛值6 023.46元/人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扩大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当前我国已跨越劳动生产率第二门槛值,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应受到各方的关注,这关系到农村低收入群体扶持政策的选择和精准扶贫战略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