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背景下,生产要素加速向大都市区聚集,包含多个城市群的经济带成为参与区域竞争的重要单元。基于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数据,利用莫兰指数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这可能得益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较为成熟,已经初步形成综合性的交通网络,以及选取的省级研究尺度。接着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就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前者对后者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存在自身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与理论预期、现实情况以及现有研究结论一致,忽略空间影响可能导致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和实际资本存量表现为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政府支出则表现为抑制经济增长。长江经济带应进一步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加快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交通网络综合运行效率,提高劳动力利用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同时避免过度的政府投资。     

基于多功能协调的湖北省城市建设用地差别化绩效管控

城市建设用地差别化绩效管控是国土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土地政策精准投放的基础。从新时期城市建设用地的基本价值出发,构建基于经济生产、社会服务、生态保护、政治公平服务保障和科技文化培育五维功能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绩效评价模型和改进的协调度模型对湖北省城市建设用地五维功能绩效和协调度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绩效-协调”差异性特征划分了不同类型区,并相应地制定了差别化管控政策。研究表明：湖北省城市建设用地综合绩效差异性表现为“中心城市最高,副中心城市次之,远离中心区域最差”的分布格局,而不同功能维度绩效差异性也较为明显,结合城市建设用地多功能协调程度来看,湖北省16个市域可划分为3类管控区,分别为多功能协调优化区、多功能潜力挖掘区和多功能适度强化区,并可分别从结构优化、功能协调、总量控制、增量供给、存量挖潜等方面对城市建设用地实行差别化管控。该研究可为建设用地双控行动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方法参考。 关键词： 土地利用;城市建设用地;绩效;多功能协调;差别化管控     

中国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区位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

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的273个样本城市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全国、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三个层次考察了样本城市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区位差异。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建立模型,分析了资本、劳动力、土地三大投入要素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等对城镇建设用地的影响,并在控制以上变量的条件下侧重考察了城市区位差异的影响。发现我国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区位差异明显,具有区位优势的城市土地效益平均高于缺乏区位优势的城市;沿海水陆口岸的区位优势十分显著,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相对较高,而内陆地区水陆口岸的区位优势有待发掘;航空口岸对提高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未发挥积极作用。分析结果表明,生产要素投入、科技水平、市场环境和城市发展阶段是影响土地效益的主要因素,但不同区位条件下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为提高城镇建设用地经济密度,不同区位条件的城市着力点应各有侧重。     

我国城市间客运交通能源消耗趋势的分解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作为重要的交通网络节点,其衔接交通运输线路、产生和承担客货流转换的功能日益显著。定量地探讨城市间客运交通能源消费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我国未来城市间客运交通能源需求的研究及温室气体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终端能源需求MAED模型,对我国城市间客运交通能耗的历史基期数据进行处理,同时对未来能耗进行预测,在形成ASIF结构的数据基础上,利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Index,LMDI)对城市间客运交通能耗的活动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从历史数据来看,我国"十五"期间城市间客运交通能耗的快速增加同时取决于客运周转量的增加、客运交通模式和能耗强度的转变,若延续这一发展趋势,我国中长期城市间客运交通模式将快速增长。未来城市间轨道交通网络的发展和高效利用及交通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将是促进能源消耗增速降低的可能选择。     

交通发展对安徽省旅游业的影响研究

交通要素是沟通旅游需求、旅游供给的纽带和桥梁,旅游发展与交通条件密切相关。对安徽省交通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从游客、旅游资源、旅游企业、旅游产品(线路)组合、旅游空间结构等5个方面分析了交通发展对安徽省旅游业的影响。在剖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交通进一步促进安徽省旅游发展的若干建议和对策。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要点探讨与分析

在宁波市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实践经验分析总结并借鉴国内外先进成果的基础上,对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环评的主要技术要点进行探讨、分析和归纳.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环评着眼于环境问题的全局性和根本性,强调主动性和前瞻性,解决了线网规模、线位优化、敷设方式、敏感目标避让及保护等规划层次上应处理和能处理的环境问题.开展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环评,必须正确把握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环评与城市轨道交通单条线路建设项目环评的区别与联系,抓准评价指导思想与评价目的,结合各城市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特点合理选取评价指标和重点评价内容,着重从规划层面提出规划调整建议、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及用地控制建议等,以弥补后续建设项目环评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线网规模、线位优化、敷设方式、敏感目标避让及保护等方面体现规划环评的价值,实现规划编制的及早参与和科学决策的目的.     

住宅遭受交通噪声污染时开发商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初探

从分析住宅遭受交通噪声污染时开发商民事责任的性质入手,探讨了现行声环境质量标准对开发商的适用性和合理性,阐明了开发商的责任范围,提出了完善住宅声环境质量标准的建议。主要结论:目前我国尚缺乏合理的约束开发商的住宅声环境质量标准;开发商的隔声减噪义务主要包括留出与道路之间的防噪距离和采取安装隔声窗、封闭阳台等隔声措施;应将门窗封闭状态下的室内噪声限值颁布为住宅声环境质量标准。     

泰州市建设用地扩展规律与格局演化研究

以多时相Landsat、TM/ETM卫星影像为数据源,运用GIS软件提取泰州市建设用地1988～2008年5个时相的用地信息,运用扩展强度指数、扩展速度指数、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泰州市建设用地扩展时空特征和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泰州建设用地扩展经历了缓慢扩展、中速扩展、缓慢扩展3个阶段,显示了建设用地逐步走向集约利用的趋势;(2)在分析泰州建设用地不同扩展阶段的基础上,发现泰州建设用地扩展模式正处于从点状扩展向点轴扩展转变阶段,并出现了网络化扩展的端倪;(3)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了泰州建设用地扩展热点演化过程,发现扩展热点呈现跳跃迁移的特征,热点区与冷点区出现交替演化,Moran散点图体现了泰州市建设用地扩展处于空间极化的状态,外围城镇受中心城镇增长极带动发展的扩展模式。     

居民膳食结构变化对中国食物生产用地需求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居民收入增加而引起的膳食结构升级对食物生产用地需求的影响越来越大。根据居民食物摄入数据分析了1961-2009年间我国食物生产用地需求的变化情况及膳食结构因素对其变化的贡献率,并预测了不同膳食模式下我国人口高峰年食物生产用地的需求状况,结果如下:我国人均食物生产用地需求以1984年为节点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字型变化趋势,在居民日常摄入的5大类食物中,人均谷类和豆类消费所需农地面积出现下降,而人均动物性食物、蔬菜和纯能量类食物消费所需农地则呈上升态势;我国食物生产用地总需求总体上以1984年为界分为先稳定发展后急速增长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我国食物生产用地总需求量保持在12.5亿亩/年左右,而后一阶段则从1984年的需求12.75亿亩迅速上升至2009年的22.82亿亩;1984年之后居民膳食摄入变化已成为影响我国食物生产用地需求增长的首要因素,其贡献率达57.7%,而同时期人口增长因素的贡献率仅为42.3%;预测居民在保持当前膳食结构不变与转向平衡膳食模式两种情景下,我国在人口高峰年分别共需食物生产用地25.19亿亩和20.33亿亩,后者比前者节省土地需求4.86亿亩。     

基于宗地层次的合肥市产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

在我国城市产业用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土地闲置、浪费和低效利用等现象。实施产业用地的集约利用评价研究可以为城市产业用地优化配置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对城市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城市土地空间布局和利用强度角度出发,以同心圆理论、多中心理论等区位理论为支撑,采用定性和定量化方法结合,以科学、便捷、高效为原则,系统地提出宗地层次上的产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标准以及评价模型,并对合肥市商服业用地、重工业用地和轻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情况进行了评价,适当提出了一些用地建议。评价结果表明:①在所有评价的宗地中,有62.46%的宗地达到集约,总体集约水平较低;②在三类用地中,达到集约的宗地数量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商服业用地、重工业用地和轻工业用地,集约比例分别为66.64%,41.39%,36.02%;③合肥市4个行政区内的产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比较接近,庐阳区和包河区相差不大,分别为67.66%和67.36%,蜀山区略低,为62.08%,瑶海区最低,为53.77%;④不同区位圈层内的产业用地集约利用情况存在差异,从内圈层到外圈层,集约的商服业用地数量比例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状态,重工业用地则呈现上升的趋势,而轻工业用地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利用状态,只有35%稍多。综上所述,建议适当降低市区内商服业用地的建筑密度,提高市区外围的商服业用地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继续推进"退二进三"政策,优化城市产业用地布局,并提高轻重工业用地的利用强度;加强土地监管,防止圈地,闲置,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