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指面对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重特大事故、环境公害及人为破坏的应急管理、指挥、救援计划等。它一般应建立在综合防灾规划之上。其几大重要子系统为：完善的应急组织管理指挥系统；强有力的应急工程救援保障体系；综合协调、应对自如的相互支持系统；充分备灾的保障供应体系；体现综合救援的应急队伍等。     

经济新概念——绿色GNP

随着人们对环境的认识越来越探刻，一种有关环境的经济新概念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这就是绿色GNP．绿色GNP是指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对人为活动而被破坏的环境进行恢复、治理所需的费用后，剩余的国民生产总值。     

添加液促进电动法修复苯酚污染土壤的模拟研究

模拟研究结果表明,电动技术能有效地修复被苯酚污染的砂土。在电场强度为2V／cm的情况下,苯酚在污染砂土中向阳极迁移,富集发生在距离阳极8cm处。在阴极槽添加的LAs浓度为0．046mol·L^-1时,苯酚在砂土中迁移的富集浓度可以达到未添加LAS时的2．43倍。向阳极槽添加0．1mol·L^-1 NaOH溶液与向阴极槽添加0．1mol·L^-1柠檬酸溶液都有利于苯酚的富集,且向阳极槽添加NaOH溶液更有利于苯酚的富集。     

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刍议

环境陵权是指因为产业活动或者其他人为原因致使自然环境遭受污染或者破坏,并因而对他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益或公共财产造成损害的事实。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其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而生,又与环境资源的稀缺密切相关。在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中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就是环境侵权纠纷。与其他的侵权纠纷相比,环境侵权纠纷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环境侵权纠纷主体的不平等性。     

长江经济带湖北省人为源VOCs排放清单及变化特征

以人为源挥发性有机物（VOCs）为研究对象,以5类源活动水平数据为基础,采用排放因子法建立了长江经济带湖北省2018年人为源VOCs排放清单,并进一步研究了2009~2018期间工艺过程源VOCs排放特征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湖北省2018年人为源VOCs排放总量为6.52×10⁵ t,约占全国总排放量的6.41%;化石燃料固定燃烧源、工艺过程源、溶剂使用源、移动源和废弃物处理源对湖北省的贡献分别为3.26%、76.39%、4.54%、14.72%和1.09%.涉及9个行业45个子类的工艺过程源在VOCs排放中占比突出,其中武汉市和宜昌市的VOCs排放量较高.从经济水平和区域面积分别分析了各市州工艺过程源VOCs排放强度,天门市和神农架林区单位GDP的VOCs排放量较高,而武汉市、鄂州市和天门市单位面积VOCs排放量较高.2009年VOCs排放量从2.45×10⁵ t逐年递增,2015~2017年趋于稳定,最大排放量达7.01×10⁵ t,2018年VOCs排放量降至4.98×10⁵ t,与全国人为源VOCs排放趋势相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造业是其变化的主要驱动力,10年间贡献分别为33.85%~51.55%和7.07%~38.13%.其中化学药品原药、化学农药原药生产在10年间对VOCs排放贡献占据重要优势,而泡沫塑料生产排放量变化大,在2015~2017年突增到2.00×10⁴ t以上.湖北省在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引导下,重点行业VOCs减排效果显著.     

京杭大运河中下游段天然水化学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为揭示京杭大运河天然水化学特征及人为活动的影响,于2019~2020年采集徐州至嘉兴段主要城市站点河水测试,同时收集苏锡常段1959~1962年和1975~1977年的水化学数据与沿线主要城市近年的社会经济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水化学类型主要受流域碳酸盐岩风化作用,但K⁺+Na⁺当量浓度占总阳离子高达40.39%,高于一般地表水,说明运河天然水化学已受到人为因素的显著影响.空间上,运河主要离子质量浓度、总硬度和总碱度从徐州站向下游总体上有减小的趋势,但在无锡和苏州站各参数显著升高;分析苏锡常段60年来的水化学变化发现,其Na⁺和SO₄^2-分别升高了约16倍和12倍,总溶解固体（TDS）也升高了近3倍,同时苏锡常段河水目前（Ca²⁺+Mg²⁺）/HCO₃^-比值普遍大于1,显著高于1959~1962年,反映了人类活动影响的结果.结合运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分析显示,人为活动排放的硫氧化物加速了流域碳酸盐岩的风化,这是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进一步统计分析表明,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排放等是造成大运河天然水化学盐渍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本研究可为协调城市发展和保护大运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科学基础.     

人为干扰条件下白洋淀底栖动物群落变化及其主要环境影响因子分析

底栖动物对维持和稳定湖泊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探明长期强人为干扰条件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主要环境影响因子,本研究分别于2009年和2018年的4月和8月采集和分析了白洋淀8个区水体、沉积物和底栖动物样品.根据人为干扰程度的不同,将白洋淀分为重度干扰区（HD）、中度干扰区（MD）和轻度干扰区（LD）,同时分析了3类生境的理化参数和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与多样性指数.研究结果表明：1就水体和沉积物理化参数而言,总磷（TP）、总氮（TN）、氨氮（NH₄⁺）、硝酸盐（NO₃^-）、磷酸盐（PO₄^3-）和沉积物总氮（TNs）、总磷（TPs）等理化参数在重度干扰区呈最高值;2就底栖动物群落组成而言,在重度干扰区底栖动物群落物种丰度、生物量、密度均最低,且优势种大多以水生昆虫为主;3就底栖动物群落多样性指数而言,2009年,白洋淀底栖动物群落Margalef丰富度指数D值（0.84）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值（1.13）均在中度干扰区最高,而Pielou均匀度指数J值（0.53）在轻度干扰区最高,这些指数均与沉积物总氮（TNs）呈显著负相关;2018年,D值（2.02）和H''值（2.21）在轻度干扰区中最高,而J值（0.84）在重度干扰区中最高,D值和H''值与水深（Water depth,WD）呈正相关关系,而与硝酸盐（NO₃^-）和总磷（TP）等呈负相关关系;4RDA分析结果表明,白洋淀底栖动物群落组成的主要环境影响因子在2009年为WD和pH,而在2018年为沉积物中总磷（TPs）.2009-2018年,白洋淀底栖动物群落（主要影响因子从WD和pH变为沉积物总磷）和多样性指数（主要影响因子从TNs变为WD、TN、TP、NO₃^-、TNs等）的主要环境影响因子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针对主要环境影响因子的时间变化,在不同时期底栖动物群落的恢复需采取不同措施,本研究结果可为白洋淀生态修复提供理论和数据基础.     

三峡库区非线性延迟的环境效应及其防治对策

介绍了非线性延迟的环境效应的概念、危害及其预测和防治对策。针对三峡库区的污染现状，与浙江千岛湖（新安江水库）建库40年后蓝藻水华暴发的环境状况比较，强调三峡水库局部水域可能存在人为富营养化污染引起的非线性延迟的环境效应，特别是水库蓄水后库区支流香溪河水域蓝藻水华暴发的风险性极大；根据三峡水库毗邻武陵山汞矿带高汞背景区，燃煤的硫和汞含量较高，以及库区酸沉降和汞污染状况较为严重的状况，提出库区存在汞甲基化和酸沉降引起的非线性环境效应。讨论了相应这些效应的控制对策和措施，并建议现在充分重视这些非线性环境效应，在库区生态环境建设中要考虑这些影响的防治措施。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模式的不足与改进

本文基于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研究发展历程的回顾,结合湿地资源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评价研究的现实要求,重点剖析了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现状评价模式在研究定位、评价内容、评价方式和评价体系建设几个方面存在的主要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进思路和方案.认为评价模式的改进应当以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和支撑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研究目标,面向湿地生态系统管理方向补充评价内容,完善评价体系,强调人为活动干扰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及反馈分析,重视人类社会对服务功能需求的评价,并详细阐述干扰评价、需求评价和服务功能供需平衡分析的主要内容、方法和难点,总结湿地管理的意识和手段在服务功能评价各环节的体现.     

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主动参与人为活动限制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政策工具。为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的受偿意愿,将其决策过程分解成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资本禀赋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效的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激励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调查区域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0.23万元/(户·a);(2)经济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人口负担比和住房结构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3)文化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不确定,但对受偿额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村集体活动参与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外出打工经历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负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受偿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村干部信任程度和陌生人信任程度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邻居信任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对受偿额度具有负向影响,手机联系人数和社会声望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要分层分阶段推进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政策,充分重视农户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