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大气污染控制法规比较及建议

面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状况,中国曾多次修订大气污染控制法规以更好地控制各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修订主要是借鉴国外先进有效的大气污染物控制方法,再结合中国实际排放情况来确定更合理有效的控制法规.中国的人文法律、工业发展阶段和日本较相似,且日本的大气污染控制法规在可操作性、执行力度等细微处很完善.而中国的立法由于起步较晚,加之传统立法宜粗不宜细的影响,使其执行效率明显不足.中日两国大气污染控制法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总量控制制度、监督管理处罚制度、公众参与制度,通过这3个方面的具体比较,找到可供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借鉴之处.     

试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深入与发展

在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公众参与无疑是一项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制度。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了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公众参与的建立对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今的法律中,已经有诸多关于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方面的相关规定;实践中,公众参与在某些地方、某些层面已经实行和落到实处。但是,面对环境“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状况,公众参与凸显很多不足,需要在制度、法律等层面加以进一步完善。     

山东将建公众避险避难场所

山东省将建设城市紧急状态下公众避险避难场所,重要基础设施、大型工程项目等必须修建地下防护工程。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中社区参与机制的探讨

武夷山保护区在处理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推动社区与保护区管理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从当地现有的社区参与管理的模式来看,不仅社区参与程度较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动参与状态,保护区缺少一种激励机制 导群众自觉参与保护。     

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思考

回顾了国内外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发展历史,指出与国外相比,我国企业环保信用评价起步较晚,目前各地区评价标准主要以监管性指标和处罚决定为依据,其中以监管性指标评价较全面但操作繁琐,以处罚决定评价更为客观但对中小型企业监管力度较低。提出,我国企业环保信用评价体系还需要进一步优化,统一评价标准,完善动态评价机制,增强企业与责任人的关联,以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向更为完备的方向发展。     

生态立县 优美海安

正江苏省海安县属于苏北里下河地带。以前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经济总量低,乡村环境差。2008年以来,海安县委县政府以生态立县,开始创建国家级生态县、生态文明示范区。历经3年奋战,2010年底,海安县在苏中苏北地区率先顺利通过国家级生态县考核验收,2011年,拿到国家生态县奖牌。生态县的创建有力地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2015年海安县PM2.5平均浓度较2013年同期下降19.7%。良好天数占监测总天数的68.0%;以前,海安县城区内新通扬、通榆等主要河流,每年用于区域补偿邻近     

商务部发布《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2018)》

近日,商务部流通司与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发布了《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2018)》,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国际期货市场钢铁、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升,生产企业经营逐步向好,采购再生资源数量较往年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加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全面清除“地条钢”、去产能等政治因素叠加,推动了再生资源价格大幅上涨。再生资源回收与利用企业的市场交易频繁活跃,近年来再生资源回收量增长缓慢的趋势有所改变,回收行业逐步走出效益低迷态势。     

中再生协会递文国家两部委呼吁尽快补发电废基金补贴

近日,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向国家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发出了《关于恳请尽快发放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支持环保企业生产发展的紧急报告》,该报告在业内引起热议。报告称,因近两年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和支出的不平衡,基金补贴缺口逐年增大,造成了基金补贴延迟发放,截至目前,该项补贴已延迟超过30个月未发放,100多家规范拆解处理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困难。     

国际期刊速览

<正>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竞争力有何影响?《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环境规制会增加污染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降低企业产出、增加净进口。那么,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是否影响碳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力?Joseph E.Aldy和William A.Pizer等人近期发表在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上的文章构建简约形式的计量     

双重外部性约束下中国资源型企业绩效研究

中国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代际外部性与环境外部性的双重制约,却长期存在过度进入导致的过度开采,加剧了资源型企业的产能过剩与配置扭曲,但与此相关的"结构-行为-绩效"关系研究尚未将外部性纳入考量。本文引入双重外部性,构建了"SCP-2E"模型,并基于80家资源开采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首先运用使用者成本法和条件估值法分别估算了代际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然后将它们作为企业行为的因变量和影响绩效的自变量分别纳入资源型企业的SCP-2E模型中,同时考虑双重外部性下市场结构、所有权性质等因素对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资源型产业有着明显的周期性特征,而2011年以来资源型企业的兼并重组只是单纯扩大了企业规模,而没有切实提高企业效率;进一步结合企业规模和所有权性质的相关性来看,大型企业多以国有企业为主,由此说明企业规模扩大、绩效却显著降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造成的;另外,目前企业绩效的提高,主要还是依赖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但在用电量增速较快的地区,也伴随着较大的环境外部性损失,暂时没有受到资源枯竭的约束。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监管部门应加强资源开采权的审查,提高资源型企业的进入门槛和技术标准,适当鼓励企业在不增加生产投资和规模的前提下,通过技术进步和劳动效率的提高提升绩效,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重点应放在解决大型国企的低效率问题上。政府应该权衡经济增长与代际和环境负外部性,在保证能源、资源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和扩大可耗竭资源的进口,逐步建立国家和企业的战略资源储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