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ESG评价体系中环境评价应用的建议

本文对ESG评价体系中环境评价的主要内容及特点进行了总结,并基于此提出在我国应用ESG评价体系中的环境评价的建议,即借鉴国际上的发展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与评价程序;采取完全强制披露评价结果原则;加强评价前后的审查与核实工作以及将ESG评价机制纳入金融领域监管指标中。在保护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的同时,促进我国绿色金融产业发展,进一步推进可持续金融体系建立。     

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2007~2016年沪深两市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影响系数平均值为0.173,且在通过PSM检验、缓解内生性、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其主要传导路径来源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企业综合竞争力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其促进作用仅表现在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高污染行业和高竞争行业.本研究为量化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影响机制提供经验证据,为扩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实施范围提供启示.     

中国商业银行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问题及展望

商业银行是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主体。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环境信息披露在政策制度建设、标准建设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披露详细程度仍有待提升。中国商业银行环境信息披露面临内生动力不足、外部约束弱、技术和数据获取存在障碍等问题。欧美发达国家从内化商业银行环境负外部性、降低环境信息披露难度、强化公众参与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等方面探索出了一些有益经验。下一步,中国可基于国际经验,从强化外部约束和基础支撑、改进激励机制等方面推动商业银行开展环境信息披露。     

关于推进我国碳信息披露工作的思考

本文面向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分析碳信息披露对碳交易市场、企业降碳减污、节能降碳政策制定以及全民节能减碳行动的重要意义,总结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企业在碳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披露内容、信息监管等方面的经验,建议我国进一步完善碳信息披露制度,快速、审慎、协同推进碳信息披露工作。     

工业生态学视角下的环境信息披露研究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工业生产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问题日益突出,工业生态学将工业社会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成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研究了环境信息披露的有关内容,提出了工业生态学指导下的环境信息披露涵义,重点要披露生态系统下企业间合作的环境信息,同时就如何加强我国环境信息披露提出了相关建议。     

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当前我国经济领域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且普遍的问题,融资难对企业困扰程度之深、涉及地区范围之广,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节点和瓶颈之一。据有关信息披露,目前在“长三角”、“珠三角”和我国北方地区一些中小企业因融资困难而面临停产、歇业甚至倒闭的情况已不鲜见。不可否认,当前我国中小企业遭遇的上述困境,是由多重因素所促成的,例如企业人工成本的大幅飙升,     

“金鱼缸”里的上市公司

从2005年中国石油吉林化工厂双苯厂爆炸致松花江污染引沿岸大中城市饮水告急,从2010年紫金矿业铜矿湿法厂有毒废水渗漏事故,再到今年7月什邡宏达集团钼铜项目被市民抵制的群体性事件,都暴露出越来越多资本雄厚的上市公司环境责任的缺失和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漠视。     

企业漂绿的“同构”行为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中,“漂绿”是与“真绿”相对立的一类伪社会责任行为。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和政府环境监管的加强,漂绿行为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适应性学习,漂绿现象频发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道“不和谐”音符。制度理论认为,制度因素让组织为服从体制力量而在结构和表现上更相似。本文对企业漂绿中的群体行为规律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基于制度理论分析了企业漂绿的同构机制,并利用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2010—2016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发现:企业漂绿行为明显受到地区内近邻企业做法的影响,证实了“乐队花车”效应的存在。基于产权性质的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地区同构行为更加显著,表明国有企业更倾向通过漂绿的制度同形而获得正当性。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漂绿同构并未显著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但相似性增强了企业不确定性环境下的风险承担能力,这为制度理论中关于“组织同构通常是为了获得正当性而不是高效率”的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漂绿行为的地源性特征,其政策启示在于:漂绿问题的治理需要中央政府在制度安排上以法律形式对企业环境报告予以强制规范、统一披露形式与内容,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可信性与可比性。需要强化地方政府对辖区内企业的监督以及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和信息共享,增大环境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打破企业利用漂绿同构获得社会认可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也要发挥大型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真绿”的示范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