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河西保护地水热资源及其在栽培中的再利用研究

通过试验,用气候学原理,对保护地内水热资源的再利用作了系统分析,定量得出再利用资源值后,将其结果应用到瓜菜生产中,得出当地瓜菜生产的适播期和部分热量指标,为保护地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的公益型保护地研究进展

当前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公益型保护地是一种利用社会公益力量,由政府监督、民间管理并协调保护与发展的新型保护地模式。该模式注重社会公益力量在自然保护地建设中的作用,能够补充已有保护地资金、技术和人力的不足,填补了我国目前保护地体系的空缺。本文论述了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的公益保护地的内涵,分析了当前公益保护地的特征,讨论了国内外公益型保护地的运营管理机制,包括土地权利的获得、基于协议保护机制的保护地运营、特许经营在保护地的实施和社区保护模式的成功经验。今后我国公益型保护地的建设应鼓励公益组织与民间力量参与,在管理理念上应坚持保护第一和公益性,促进管理体制转变和科学划定界限,并完善公益组织参与保护地建设的激励和监督机制。     

自然保护地的文化景观价值演变与识别—以泰山为例

中国的自然保护地具有生态和文化双重价值,文化景观作为自然与文化的交界面,如何识别其价值对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管理至关重要。以泰山为例,通过古籍文献和实地勘察等方法,从历时性角度对泰山的文化景观价值演变进行剖析。研究发现,泰山文化景观价值经历了山岳崇拜的自然价值、君权神授的政治价值、佛道信仰的宗教价值、祭祀游居的民俗价值及保护利用的综合价值五个阶段。结论认为：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价值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名山自然保护地的文化景观价值演变是从自然到文化再到综合、从御到民、从单一到多元、从分离到融合的过程;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价值的构成要素包括思想基础、环境条件、行为方式及空间结果四部分,具有鲜明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特征。文章还对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价值的识别策略进行了讨论,为相应类型的国家公园和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建设提供参考。     

从局域到脱域：国家公园共同体理论思辨及其政策启示

人类迈入生态文明时代后，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公共道德意识不足等问题的破解亟需一种新的理论工具，以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公共道德的重建。通过对共同体理论相关文献的谱系化梳理，对国家公园制度发展与共同体形成的关系分析，研究发现：共同体理论可为国家公园从局域到脱域的制度逻辑提供实践路径和理论分析框架。国家公园制度与共同体样态存在三组关系，即：（1）面向“权利公平”的国家公园制度与抽象性的生态保护正义实践，此亦为欧陆、新大陆国家以及中国国家公园初创期的基本伦理出发点；（2）面向“形态之治”的国家公园制度与局域性的社会共同体实践，如北美和非洲国家公园的地方生态保护组织、社区组织的发展；（3）面向“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制度与脱域性的真正共同体实践，指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深度情感联结和脱域共同体形成的理想阶段。中国推进共同体建构导向的国家公园制度体系，亟需突破三个关键点：一是为国家公园共同体的建设确立法律基础，二是为社会共同体的形成确定共同利益基础，三是为真正共同体创造多主体参与的制度环境，最终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供基于共同体理论的中国方案。     

自然保护地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质量测度与出游意愿效应——以中国五地国家公园网络空间为例

自然保护地的文化生态系统服务（CES）是保护与提升资源价值,造福国民的有效工具。数字化发展是其实现多维功能拓展的时代需求,亟待学术探索。基于提出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D-CES）概念,以中国五地（三江源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网络空间为案例地,以数字田野调查和多阶段访谈与问卷调查为基础,结合扎根理论质性探索与量化分析,建构了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量表,并检验了其对潜在游客出游行为意愿的效应。结果表明：（1）确立国家公园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五大主题类属和18个概念类属;（2）研究编制、探索并验证了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的测度量表,确定了5个维度（教育价值、美学价值、社交价值、精神价值、娱乐价值）和16个题项;（3）通过效标效度检验,发现了不同维度对潜在游客出游行为意愿的影响;（4）研究为国家公园数字文化生态系统服务的建设提供了参考策略。     

国家保护地体系建设：西方标准反思与中国路径探讨

借鉴西方标准曾对我国保护地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国际标准对我国已建立起来的保护地体系已经显现出不适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回溯我国及世界保护地制度的建立过程及其关联,由于我国在国际保护地标准制定过程中参与度过低,导致我国保护地的特性与发展阶段需求在国际标准中体现不足。我国保护地具有的文化景观属性,即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环境观与西方人和自然对立的思想截然不同。我国保护地面临着保护与发展双重挑战,直接将基于特定人口状况和发展阶段的保护地所制定的标准用于其他状况下的保护地,其合理性存在着问题。应更加批判地看待西方标准,积极探讨可持续和平发展的中国路径。     

与政府合作,推动政策保护——可资借鉴的TNC的保护实践和理论探索

大自然保护协会多年来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一方面为中国政府制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另一方面通过探寻气候变化适应途径、保护地建设新模式等手段来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区域经济发展双重目标,从而保障了人类和生物共同的权益和福祉。尽管保护和发展可以并行不悖,但二者间的有机平衡必须得以保障,故科学规划是实现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有序化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