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铅酸蓄电池污染防治技术及相关政策分析

废铅酸蓄电池具有一定的回收价值,但生产过程和回收过程都容易造成污染。为了引导企业对废旧电池进行正确处理,也为了防止环境被破坏,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技术和工艺,并遵循国家相关政策,本文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希望能给相关工作提供借鉴。     

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技术的现状与进展

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总结了当前企业挥发性有机废气产生情况、政策管理办法以及相关处理技术,并分析了未来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政策发展趋势,旨在提高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效率,提高空气环境质量。     

向家坝水生态系统保护及修复思路分析

伴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获得了迅速的提升,但随之也带来了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加大了对环境保护及生态系统修复的重视度。而在当前的生态系统当中,水生态系统与人们的生活最为密切,因而需要着重给予相应的关注。本文主要以向家坝水生态系统为基础,分析了水生态系统的保护及修复思路,并提出了相应的实践建议。     

生态保护背景下长江航道管理体制探析

生态保护优先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根本遵循,为明确长江航道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方向,通过总结梳理航道管理体制现状,发现强调航道经济价值的法律体系缺乏流域综合性,长江流域管理机制内部各机构权责交叉、主次不明,航道建设、养护活动中生态环境责任较难落实。为此,应尽快制定《长江航道保护法》,明确长江航道管理在流域协调机制中的地位和关系,完善生态航道建设和生态补偿等制度,使长江航道成为长江流域发展的坚实支撑。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动物资源现状及保护对策

近年来我国两栖动物受胁迫物种增多,并且总体数量呈下降趋势,两栖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迫在眉睫。为阐明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动物资源现状,于2018年4、6和8月,运用样线法调查该区域两栖动物物种组成、种群数量及栖息地利用状况,以期为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动物保护提出针对性建议。该研究共观测到两栖动物8种,隶属于1目4科,其中包括1种国家Ⅱ级保护动物[虎纹蛙(Hoplobatrachus chinensis)]及5种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泽陆蛙(Fejervarya multistriata)为保护区优势种(共计3 432只,占总个体数的64.93%)。两栖动物物种数、个体数和物种多样性在调查月份间无显著差异。而栖息地类型对两栖动物数量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具有显著影响。两栖动物对栖息地的偏好及自身生态位宽度是影响该地区两栖动物分布的主要因素。     

中国低碳发展目标及协同效益研究综述北大核心CSCDCSSCI

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我国重要战略选择。更为严格的低碳发展目标在一定时期内会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影响,但低排放路径所能带来的协同效益可以抵消部分损失,加速或者以更小的成本实现中国的低碳发展目标。本文梳理了我国在总体CO2排放、能源结构、工业、农业、交通、建筑、碳汇等领域提出的2020年具体发展目标以及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对近年来我国低碳发展的协同效益研究领域进行了回顾,主要针对协同减排污染物、健康效益、经济效益等进行分类文献梳理分析。研究发现:①学者普遍认同实施温室气体减排措施不仅能实现显著减少大气污染物和减少水耗等环境效益,同时可以带来可观的健康效益和经济效益。②现有协同效益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未来仍需要加强区域或城市级别研究、诸多因素综合考虑的系统研究和协同效益多样化分析,改进健康损失价值、寿命损失价值、单位污染物减排量系数等关键参数估值方法和数值研究等。不同行业和地区低碳发展能够取得可观的协同效益依赖于保护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统筹安排、协调推进,需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体系和实施运行机制,严格法规标准的落实执行,更加强调通过节能和能源结构调整来实现源头减排,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低碳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     

中国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逻辑

政策试点是中国国家治理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遵循“由点到面”逻辑以试验手段制定政策的一种常规性工作方法。低碳城市试点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开展试点,探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模式。现有文献侧重低碳城市建设的内涵、建设模式与路径、温室气体的核算方法、政策手段、峰值研究与达峰路径、效果评估等,有力地支持了低碳城市建设决策,但对于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鲜有涉及。本文从政策过程理论、央地关系两个视角,结合府际学习与竞争关系,建构了中国低碳城市政策“试点–扩散”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中国的低碳城市试点具有探索型开拓性、综合型专业性、授权型自主性的特点,结合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文件要求和实践进展,从政策试点的选点、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五个方面对于中国低碳城市试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相较于经济领域的其他政策试点,低碳城市政策试点具有弱激励弱约束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学习能力和领导力,在政策创新方面表现出争先、自主、效仿和守成四种行为特征,并以杭州、深圳、镇江、成都四个表率城市做了实证。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可能在现实中需要往复多次进行,中国已陆续开展的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就遵循这样的政策逻辑。试点的意义是试出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从前三批试点城市评估结果来看,试点城市在低碳发展目标设定、转型路径探索和低碳发展动力转换等方面与社会的预期仍有差距,为此本文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四点建议:一是激发城市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低碳城市试点的科学论证机制;三是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四是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导向。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