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县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机理与实证模型

以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分析,结合研究区域实际,确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劳动力状况等4大类因素为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细化成9项具体指标。通过SPSS软件对各项指标与水土保持投入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是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限制因子。由于兼业和规模经营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较低,且防范农业风险的能力较强,农户往往不愿意进行水土保持投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以及农业人口比重较高的农户,往往会在水土保持上投入较多的时间和资金。针对农业劳动力不足、农业经营规模小等现状提出如何激励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以进一步促进水土流失治理的相关建议。     

土地开发整理农户行为响应机制研究

运用有关行为科学理论。首先了构建了一个模型对土地开发整理中农户行为响应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模拟．接着从农业比较效益、农地产权及其有效性、农户家庭收入、农户劳动力和土地开发整理的外部性等方面对影响农户土地开发整理响应决策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研究．作者认为．农户的土地开发整理行为不仅要受到宏观因素的影响．还要受到微观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讲．农业比较效益的高低、农地产权的有效性是影响农户是否开展土地开发整理活动的关键因素．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和家庭劳动力供给情况将直接影响农户土地开发整理的投入水平．而土地外部性是影响整个土地开发整理效率的一个美键因素。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如何调动农户进行土地开发整理的积极性．推进土地开发整理的进程提出了建设．例如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效益：保证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安全性以及可操作性；增加土地开发整理主要区域、大型工程、重大项目的投入等。     

大城市郊区农户弃耕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广州番禺区农户调查为例

利用广州市郊番禺区426家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大城市郊区农户弃耕类型及原因,构建包括农户个人条件、家庭状况、农地资源特征、农户意愿、村镇经济状况、区位条件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主动弃耕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番禺区农户弃耕比例不高,为36.85%,其中主动弃耕占85.26%,被动弃耕占14.74%,但农户弃耕意愿强烈,有41.78%的农户期待弃耕;②农户主动弃耕后主要将农地经营权流转,农地依然保持耕作状态,被动弃耕的农户均为失地农民,从而被迫弃耕;③家庭农业劳动人口少、弃耕意愿强烈、农地暂未被征用、家庭收入来源多、农地转出意愿强、距市中心近、所在村镇第二三产业发达、土地质量较好及距主干道较近的农户弃耕可能性最大。     

农户对非木质林产品经营模式的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山核桃作为一种非木质林产品,其经营模式选择对山核桃产业可持续发展举足轻重。论文以浙江省临安市和淳安县为案例,基于山核桃经营模式与可能影响因素分析,根据121户农户调查和9组参与式小组访谈信息,就农户对经营模式选择意愿进行统计描述分析,并利用Logit模型定量分析影响经营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户主的年龄和教育年限分别在5%和1%水平上对"是否愿意改变现有山核桃经营模式"有显著影响;而户主的年龄和性别、地域变量在5%水平上对"是否愿意采用山核桃生态化经营模式"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建议:①因地制宜、分步推进生态化经营模式;②非木质林产品的生态化经营需要政府、科技人员和农民的多方参与;③生态化经营具体模式设计应综合考虑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南方稻区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行为实证分析 ——基于江西省36县(市)346份农户调查数据

利用江西省36县346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 Probit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气候变化感知及其适应行为决策的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文化程度、与村民交流频率、来往亲戚数、赶集频率、看电视频率、距离市场远近及气象信息服务等因素能显著影响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而户主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可借款人数、来往亲戚数、赶集频率、看电视频率及气象信息服务等因素对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行为决策有显著影响。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农户采用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的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及其分区管制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是农村居民点整理方案制定及分区调控的基础。本研究以扬州市区106个行政村为对象,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调查,从整理政策、人际交往、生活习惯、经济压力等方面评价农户意愿大小,结合经济、社会及区位等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适宜性大小划定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分区,并制定分区管制措施。研究发现:农户整理意愿区域差异明显,研究区域北部和东部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且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设计较为完善,如槐泗镇凤来村的农户意愿分值高达36.5,而南部、西部的整理意愿相对较低,如瓜州镇鞠庄村的农户意愿分值仅25.9。研究表明:1将农户意愿引入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中,不仅考虑到社会、经济等宏观因素,而且综合了微观农户意愿,评价方法更为科学。2可拓展空间衡量居民点整理潜力,农户意愿和人口经济状况是影响整理适宜性的关键因素,而较好的基础设施状况将降低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等级。3应考虑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农户意愿等分区特征,从整理模式、中心村建设和土地利用策略等方面构建差别化的分区管制政策。优先整理区可采取一次性搬迁策略,将零星村庄整体迁并至中心城区、镇区或中心村;重点整理区应以迁村并点及闲置居民点复垦为主;适度整理区应走"滚动式"农村居民点整治之路;优化调整区应逐渐将靠近城区和镇区的居民点纳入城镇管理体系,加速其城镇化进程。本研究将为农村居民点整理重点区域选择和区域差别化的管制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轮作休耕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以河北、甘肃、云南三省为例

近年来,中国耕地的不合理利用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为此国家提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这一重要举措。劳动力是农业的主要生产要素,归纳总结农户休耕和劳动力转移的情况,准确掌握休耕面积对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对进一步推动国家轮作休耕政策、现代化发展和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此,利用河北、甘肃、云南三省六县1542户农户家庭的相关调研数据,对农户休耕、劳动力转移等情况进行了分析,并运用Tobit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农户休耕面积对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农户休耕比例与户均休耕面积存在差异,且休耕比例与户均休耕面积大小均为甘肃省>云南省>河北省。（2）研究区内有62.97%的家庭存在劳动力转移现象,且休耕农户劳动力转移数量远超未休耕农户。（3）核心变量休耕面积对劳动力转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农户家庭总人口、户主性别、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医疗支出、住宅距公路距离和劳均工资对劳动力转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抚养比则对劳动力转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沂蒙山区农户生计变迁及其住宅形态的响应研究

以山东省沂水县3个村（核桃园、高桥、唐家庄子）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对比分析法,剖析沂蒙山区农户生计变迁与其住宅形态功能转型的关系,为农村居民点整治中的新村建设提供决策指导。研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前,研究区农户以农业生计为主,修建“平房+庭院”形态住宅,利用庭院种植蔬菜;2）改革开放后,农户生计逐渐多样化和非农化。禽畜养殖成为农户重要的生计来源,农户在住宅内搭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饲养家禽。高桥农户就地发展非农经济,修建两层楼房,将一层的空间用于非农经营;3）21世纪以来,农户生计进一步非农化和分化。核桃园农户以粮食种植和外出务工为主,将庭院硬化晾晒粮食,改造猪圈为储物间储存粮食和农机具;高桥农户为了扩大非农经营空间修（改）建三层楼房,将一二层用于非农经营;唐家庄子农户到县城非农就业,为改善居住环境修建两层楼房,住宅中用于生产的空间消失。可见：农村住宅形态和功能转型是与农户生计方式变迁相适应的,农村居民点整治中新村建设模式应充分考虑农户生计的实际需求。     

农户经营行为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我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成为了农业生产经营最基本单元,对农户经营行为的研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农户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恶化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从农户的经营行为动机出发,分析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热点问题。农户经营行为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农户经营行为的短期性与环境影响的长期性;(2)农户经营行为的个体性与环境资源的共享性;(3)农户经营行为的针对性与环境政策的普适性。今后进一步研究的热点领域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是农户经营行为的政策影响机制研究;其二是对农户经营行为的环境影响过程的跟踪研究;其三是对农户经营行为环境影响的定量模拟研究;其四是探讨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农户经营行为最佳模式。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在于建立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使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基于人工社会模型的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机制实例研究

基于补偿者和受偿者意愿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切实可行的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手段。为探讨在我国许多地区开展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实施机制,减少洪涝灾害与生态环境退化负面效应,研究构建了基于农户、政府和企业三类主体及其相互作用的生态补偿模型,并重点分析生态补偿标准、洪灾风险、生态环境保护、劳动力本地转移政策等因素对农户主体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以鄱阳湖区莲湖乡为实例,以农户和企业从事生产活动的行为特征和政府宏观调控方式为基本准则,利用构建的多主体模型模拟了不同补偿机制下退田还湖政策可能产生的土地利用长期效应。结果表明,政府给予农户的经济补偿可以使农户自愿实施退田,但在不同情景下,政府实施退田还湖的代价和达到预期目标的时限差距显著。企业参与不仅能减轻政府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有利于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政府发展壮大当地经济,提高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质量,均有助于推进退田还湖政策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