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两字加得好

不久前,笔者随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的理事长们,前往肇庆市德庆县参观几条生态文明村。所见所闻,耳目为之一新。虽然这些生态文明村,农民的房子新的旧的都有,甚至还有一些泥砖屋,但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室内有冲水的厕所;村中的巷道,实现硬底化;垃圾集中堆放处理,猪圈牛栏迁离住宅区,实行人畜分离;村前村后建有小型农民公园、休闲场所、篮球场,绿树、青草、红花点缀其中．村容村貌调新有序。     

我国煤矿区生态补偿现状与对策

采用文献综述与综合分析法,结合相关案例,探讨了我国煤炭开发相关的生态补偿对策。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煤炭开发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资金来源渠道窄、资金使用缺乏约束、农民利益得不到根本保障。进一步落实煤炭开发生态补偿要在通过激励机制促使企业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利用市场机制实现生态补偿的方式多元化与途径多元化,对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进行综合补偿。     

基于三螺旋模型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战略——以河南省为例

建立三螺旋粮食安全模型,对促进主产区粮食生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结合粮食生产情况,利用统计数据,对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时序动态和空间变化进行分析。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区域发展和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土地高产出(粮食单产)与资源低效率并存,粮食生产成本的增加与粮食价格不能同步提高,出现粮食主产区财政收入和农民纯收入的"双低"现象,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粮食安全三螺旋模型,提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即在保障途径上,要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目标的协调耦合;在策略行为上,粮食安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行为适度,利益均衡,互让互动,共生共长。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主导性、地方政府主动性和农民农户主体性,促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产业能力提速和农民发展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探索一条粮食产量与农民收入同步提高、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和不以牺牲粮食主产区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和谐发展之路。     

小农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水利

当前农田水利上的根本问题是：小水利与大水利的脱节,农民组织化程度降低,农田水利系统性破坏,水利回归为一家一户的小农形态。受西化影响正在中国推行的水利市场化、私有化机制,因忽视了中国小农生产的现实与农田水利系统性、战略性的性质,导致当前的农田水利困境。中国农田水利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将农民组织起来,而不能依赖外来的徒有其名的“经济自立灌区”与“农民用水户协会”模式。     

警惕城市主义——环境法与农民的权利

环境正义问题的出现,除了城乡有别的表面原因外,还有更深层的制度根源：农民与城市居民存在权利“落差”,几乎所有的农村环境问题都与农民权利的“虚置”、“空壳化“有关。只有真正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充分保障农民的各项权利．农村环保事业才会有根基,才能解决我国的城乡环境正义问题。     

农地资源不同价值属性的产权结构设计实证

农地是农业的基础、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农地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属性、生态价值属性和社会价值属性,而社会价值属性包括社会保障功能价值、社会稳定功能价值及其他社会功能价值。本文针对农地资源不同的价值属性进行了产权结构设计,经济价值属性对应于农地农用产权,社会保障功能价值对应的是农地发展权,其他的价值属性构成了农地的公共产权。通过建立农地资源不同形态的价值属性与产权、价格之间的关系框架,为农地产权价格的衡量提供了依据。江都市的实证研究表明:农地发展权价格和公共产权价格在农地完全价格中的比重高达81.85%,其中,发展权价格的比重最大,达到63.02%,是农用产权价格的3.47倍;而公共产权价格的比重也达到18.83%,高出农用产权价格4%。在征地过程中如果考虑农地发展权和公共产权,并将其权益分配给农民,那么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可以增加4倍多。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女性参与：实践形式与组织机制

如何有效激活农民主体性,激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群众参与是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重要议题。村庄调研发现,在当前国家资源向村庄密集输入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单一环境供给方式既浪费资源,又难以满足居民诉求。动员村庄女性群体组织化参与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和需求整合的有效方式。一方面,女性群体因其身份在村、关系在村,市场参与不足,成为村庄环境整治的潜在力量,与环境治理事务具有耦合性。另一方面,组织化参与为女性社会性身份的展演提供长效机制,利益吸纳成为激发女性参与的直接诱因。女性群体参与人居整治实践机制反映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环境治理需要抓住核心力量,对积极分子进行识别、激活和组织。     

阜宁县吴滩社区重视对机电工“农民肺“的防治——全社区186名机电工精力充沛投入粮饲加工生产

阜宁县吴滩社区管委会重视关心农村从事粮食、饲料加工机械人员“农民肺”的防治工作,自2009年3月以来,加强了对他们的劳动保护措施,至2010年4月13日,有关机电操作人员没有发生一例农民肺。     

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与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

近年来,作为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手段,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受到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虽然如何推动新型城镇化仍存在争议,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考察农民偏好迁移至哪类城市。本文立足于中国农民以家庭为重的社会现实,将推拉理论、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等主流人口迁移理论整合到社会心理学家Lewin的行为分析框架,提出我国农户的迁移行为公式。理论分析发现,农户的城镇迁移偏好是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乡村联系和城市融入等四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用CGSS2010的2 355户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将农民迁移的目的地分为"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地级市"、"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等5类,考察了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现状及其指标特征,并在多重共线性和适当性检验的基础上,以多项Logistic模型来分析农民倾向迁移至哪类城市与其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选择向小城镇迁移的农户相比,拥有较多乡村社会资本的农户更偏好迁移至县城/县级市,而不愿意去更大规模的城市定居,表明乡村联系对农户城镇迁移具有一定拉力;年龄较小、健康状况较好、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较高、有成员长年在城市务工以及流入土地开展规模经营的农户,更偏好向地级市迁移,表明地级市已经成为市民化能力较强农户的理想迁入地;健康状况较差、子女个数较多、承包地面积较少、没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农户,更乐于向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移民,表明境况较差的农户反而期待去大城市闯荡一番。整体而言,土地流转能够推动城镇化,城市工作经验会让农民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只有资源禀赋差、生存压力大的农户仍有"大城市梦"。因此,为了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政府首先应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减弱进城务工人员与乡村的联系;其次要加快地级市的发展,让一部分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先行市民化;最后要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增加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和地级市的吸引力,以消解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     

白洋淀淀区农民参与式治理污染的现状调查与经济分析

白洋淀淀区农民参与治理污染的现状调查表明：在目前农村环境产权缺失下,绝大部分农民从观念上具有较高的环境质量需求,但缺乏责任意识;行为上,环保举报行为仅占极小比例,治理付费意愿很低;组织上,依靠政府推动成立协会,愿意承担低会费。治理成本向政府的非公平推卸,造成农民＂治理归政府,收益我享受＂的自利思维。经济学分析表明：政府应采取激励政策,使农民获得的效益高于其所付出的成本。为此,需要建立农民参与的保障机制,加强农民参与农村环保的教育与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