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螺旋模型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战略——以河南省为例

建立三螺旋粮食安全模型,对促进主产区粮食生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结合粮食生产情况,利用统计数据,对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时序动态和空间变化进行分析。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区域发展和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土地高产出(粮食单产)与资源低效率并存,粮食生产成本的增加与粮食价格不能同步提高,出现粮食主产区财政收入和农民纯收入的"双低"现象,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粮食安全三螺旋模型,提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即在保障途径上,要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目标的协调耦合;在策略行为上,粮食安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行为适度,利益均衡,互让互动,共生共长。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主导性、地方政府主动性和农民农户主体性,促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产业能力提速和农民发展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探索一条粮食产量与农民收入同步提高、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和不以牺牲粮食主产区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和谐发展之路。     

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提速,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之前较多的研究关注了城镇化对于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较少有研究者从城镇化影响进城人口环保行为的微观视角来探讨城镇化对于降低环境压力的正向效应。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3年数据,本研究通过比较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环保行为的差异验证了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考虑到由选择性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果支持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改善效应。另外,本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在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大,而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小。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两个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中间机制并进行了初步验证:一是农村户籍居民进城后通过媒体接触,与城市居民互动获得更多环境知识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二是农民通过改善了环境关注水平,环境重要性认知等环境态度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本研究认为城镇化对于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正向影响对于降低城市环境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公共决策部门应继续利用城市载体对规模人群的辐射效应,并不断通过政府引导、媒体宣传和社会参与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保护环境的城市社会环境进而不断改善公众环保行为。另外,针对进城农民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率较低的现状,城市政府既要不断提升进城农民的城市融入水平以改善进城农民对融入城市的环境关心水平,也应不断健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的参与机制以保障其参与渠道畅通。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民投资意愿及额度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筹措是保障后期管护效果的重要前提。利用武汉城市圈5个县区390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受访农民对后期管护的认知状况和投资意愿,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参与后期管护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分析支付意愿分布,测算受访农民的平均支付意愿额度。研究结果表明,村干部身份、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收入、耕地经营规模、非农收入比例、对后期管护工作内容的认知水平6个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后期管护投资的意愿;研究区农户投资后期管护的年平均支付意愿金额为219.62元/户,7个农地整理区的农户投资后期管护的支付意愿总额数量可观。最后,提出要重视村干部的带头作用,培训农民提高其人力资本,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鼓励耕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而筹措管护资金则必须同时考虑农民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     

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意愿和政府角色——以重庆市江北区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试验区为例

土地流转进行与否和方案的制定首先要考虑的是农户意愿,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行为和角色也要建立在农户流转意愿的基础上.了解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对于指导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比"双溪农户"和"一般农户"土地流转现状和农民对政府土地流转工作的了解情况,分析了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角色问题.结果表明: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十分强烈.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是农户转出土地的首要直接因素;收入总数和结构与土地流转意愿互为因果关系;农户愿意转出耕地,而不愿意转出园地;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愿意转入土地,可能发展为农业经营大户.无论是已经大规模发生土地流转的村庄还是尚未大规模发生流转的村庄,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目的、意义以及方式等基本信息都不是很了解.因此,政府在土地流转中要适度引导和监督,不能过度干预农民的意愿和行为.     

"生态"两字加得好

不久前,笔者随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的理事长们,前往肇庆市德庆县参观几条生态文明村。所见所闻,耳目为之一新。虽然这些生态文明村,农民的房子新的旧的都有,甚至还有一些泥砖屋,但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室内有冲水的厕所;村中的巷道,实现硬底化;垃圾集中堆放处理,猪圈牛栏迁离住宅区,实行人畜分离;村前村后建有小型农民公园、休闲场所、篮球场,绿树、青草、红花点缀其中．村容村貌调新有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女性参与：实践形式与组织机制

如何有效激活农民主体性,激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群众参与是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重要议题。村庄调研发现,在当前国家资源向村庄密集输入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单一环境供给方式既浪费资源,又难以满足居民诉求。动员村庄女性群体组织化参与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和需求整合的有效方式。一方面,女性群体因其身份在村、关系在村,市场参与不足,成为村庄环境整治的潜在力量,与环境治理事务具有耦合性。另一方面,组织化参与为女性社会性身份的展演提供长效机制,利益吸纳成为激发女性参与的直接诱因。女性群体参与人居整治实践机制反映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环境治理需要抓住核心力量,对积极分子进行识别、激活和组织。     

我国煤矿区生态补偿现状与对策

采用文献综述与综合分析法,结合相关案例,探讨了我国煤炭开发相关的生态补偿对策。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煤炭开发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资金来源渠道窄、资金使用缺乏约束、农民利益得不到根本保障。进一步落实煤炭开发生态补偿要在通过激励机制促使企业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利用市场机制实现生态补偿的方式多元化与途径多元化,对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进行综合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