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村民环境抗争何以失效——以H村机场噪音环境抗争为例

基于南京市H村机场噪音环境抗争事件的调查,发现村民在不同的抗争阶段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即在不触及法律底线的前提下“依理”行事,不断地改变抗争的方式,以期问题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但由于村庄内部利益群体分化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村民环境抗争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最后,笔者认为健全利益受损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转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激励机制对解决底层群体抗争事件至关重要,这有利于维护村民的利益,也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     

“三权分置”下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分析——基于“沙洋模式”的考察

基于湖北省沙洋县农地细碎化治理经验,分析了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开展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研究结果显示：（1）农民对农地细碎化治理的需求较强,“三权分置”改革可以增强农民的土地获得感和土地调整能力,使他们既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结果的“受益者”,又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过程的“主导者”;（2）借助“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稳定农户的“承包权”,调整细碎耕地的“经营权”,使“承包者”与“经营者”都可以获取合理的产权预期;（3）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发挥着协调与整合的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如理性计算与长远规划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策略,能够有效提高农地细碎化治理的执行效率。研究发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可以实现较好的治理效果,并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建议：伴随农地确权工作进程,当前是实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较好契机。全国其它地区可以结合村庄实际、地方资源与农民需求,选择诸如“经营权”流转、互换等多种适宜的土地调整形式,有效破解农地细碎化困境,进一步提高我国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福利约束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调研数据,构建包含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功能活动和自由程度的可行能力框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福利水平对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并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机会、政治参与和心理感受等福利状况的改善均可以有效降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其中,职业培训、子女上学情况和政治参与状况的改善对降低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最为明显,表明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福利诉求已经从早期的收入水平提升和社会保障转变为社会机会和政治参与。农业转移人口不仅关注自身的社会机会,同时还关注下一代的社会机会,表现为通过职业培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为子女争取更好的上学条件提升代际的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的分组计算表明,福利对逆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对于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更为显著。高收入群体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导致其对于福利的诉求更强,因此福利水平改善可以明显降低其逆城镇化倾向。而低龄化群体大部分为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等更接近于城市,留在城市的意愿强烈,因此其福利水平改善也可以显著降低逆城镇化倾向。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方面,继续完善居住证制度,逐步剥离和户籍绑定的福利制度,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对城市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应针对重点福利诉求和群体制定倾斜性政策,重点解决职业培训和子女上学等问题,优先满足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市福利的诉求。     

微观福利视角下的库区移民搬迁意愿调查

三峡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限制,又面临再次移民的规划.为有效的缓解由于搬迁中搬迁主体与搬迁规划向左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优化搬迁政策制度,实现社会的和谐,就应分析库区移民自身的福利状态与搬迁意愿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福利理论分析框架下建立理论模型并设计问卷,在多层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运用Logit模型建立三个逐次包含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试图找到对移民搬迁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福利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原因.研究表明,对于库区人口搬迁的自身福利的变化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为:居住环境、居住方式、教育程度、饮水方式、政策了解程度、环境满意度等;收入、承包地面积、工作等因素也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年龄及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电话和教育建设对于搬迁意愿的影响则不明显.     

阜宁“生态三宝”缘何走俏市场

为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阜宁农产品"生态三宝"品牌,加快农民增收致富步伐,这个县不断加大农业产业招商、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市场建设和农产品品牌创建的激励扶持力度和组织化水平。     

强迫农民解除土地承包合同

<正>一起普通环境污染纠纷,却一波三折。为了从"根"上解决污染,村委会竟然做出这样的决定:烟台中瑞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化工)作为当地的招商引资重点企业,却屡屡给附近村民造成污     

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农民群体逐渐分化为不同职业的农民阶层,由于职业选择的不同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农民在经济收入、产权偏好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导致他们对土地流转意愿与决策行为的选择也出现分化,因此,研究由于农民职业分化导致的产权偏好不同及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利用笔者对江苏省实地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在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的基础上,运用Lagistic模型对农民职业分化、产权偏好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职业类别、非农收入比重、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是否拥有转让权、地权稳定性、地区虚拟变量对土地流转有正向影响,年龄则对土地流转有负向影响,而农业劳动力人数、土地的养老保障作用和是否具有抵押权则对土地流转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应强化土地产权、完善产权结构、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和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素质、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论碳关税的福利效应

哥本哈根会议上碳关税引发热议,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讨论的焦点.本文从碳关税的内涵出发,梳理了有关碳关税问题的已有研究,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局部均衡模型,对征收碳关税情况下进口国、出口国的福利以及全球福利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进口国征收碳关税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减低出口国的福利水平,但福利变化程度取决于进口国国内碳税、出口国是否征税国内碳税、进出口国国内碳密集度水平等情况.进一步.由于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公共品,用全球福利最大化代替进口国福利最大的约束条件,探讨了最优碳关税的确定方法,认为最优碳关税取决于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值,由出口国国内碳税与外部性的差异与进口国国内碳税与外部性差异的比值来决定.温室气体减排是国际贸易面临的新问题,碳关税仅仅拉开了以气候变化之名进行国际贸易保护的序幕,如何有效地将国际气候变化规则纳入国际贸易利益的维护中是我们未来面临的重要课题.     

利益主体视角下的西部新农合制度运行困境分析

实现新农合制度设计的初衷目标、提升制度的惠农政策效果,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探寻制度实施效果与设计预期目标的偏差,科学厘清出影响西部新农合惠农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本文基于西部10省区17县(区)的780份农户调研数据及相关统计数据,从医(医疗服务机构)、患(参合农民)、保(医疗保障机构)、管(政府)四方利益主体的视角,对西部新农合制度运行中的困境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既有的新农合制度运行框架模式,会陷入医疗服务机构行为扭曲与服务供给可及性差并存、医疗保障机构经办能力不足与保障效果欠佳并存、政府市场化导向与公共服务职能缺失并存、农民参合意愿强烈与被动参合并存的运行困境.三方强势主导形成的主体间利益失衡,必然影响到新农合的持续运行发展.因此,在新农合制度由试点普及向规范持续运行转轨的关键时期,必须以激励约束机制为突破,构建利益相关主体的协同联动改革机制,有效调动运行主体的积极性,实现新农合制度的持续运行.     

农地城市流转中农民集体福利均衡分析

农地城市流转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福利状况韭已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农民集体作为影响最为深刻的利益集团之一,其福利在农地城市流转中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均衡成为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首先介绍了农民集体福利的概念及其测度方法,然后论述福利均衡的概念,提出农民集体福利均衡分析的三个假设,在此基础上,对农地城市流转中的农民集体福利进行分析,提出实现农民集体福利均衡的条件,结果表明农地城市流转中农民集体福利均衡的必要条件为农民集体获得的经济补偿大于或等于其福利损失.然后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当前土地征收中农民集体获得的福利补偿不能弥补其福利损失,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民集体福利呈现不均衡状态.最后提出农地城市流转中要尊重农民集体的土地产权,进一步提高农地征收的补偿标准,使农民集体获得的货币补偿能够弥补其由于土地财产损失造成的福利损失,以实现农民集体福利的均衡;政府应当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讯、电力、饮水、居住等条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提高农民集体的福利水平,以弥补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权受限造成的二次福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