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历史转型时期理顺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关系探讨

分析了目前我国环保工作中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中存在的问题,讨论了在环境监测定位转型过程中,理顺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之间关系的措施.     

凯欧·克哈维萨

<正>他是一个银行家,而现在却更多地在充当环保斗士的角色,这两个看似不搭界的角色,正在他身上统一并实践——他就是德意志银行全球副董事长凯欧?克哈维萨。克哈维萨与新中国经济发展渊源颇深。1980年4月,当时作为世界银行行长助理的他就有幸陪同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一起来中国拜访,并有幸见到了当时还是副总理的邓小平。正是那次历史性的会见,开启了世界银行与新中国的合作关系。世界银行曾向中国提供了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贷款项目,该项目90年代初期开始生效、实施,执行期为8年,总投资额21.64亿元人民币,其中向世行贷款1.5亿美元。该项目建成了一批高质量、高效益的     

东洞庭湖湖滨带土壤酸碱度的分布及对重金属含量的影响

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了东洞庭湖湖滨带土壤pH 值的分布特征及与重金属污染特征关系。研究表明：在东洞庭湖湖滨带67个采样点中,7.46％的土样为酸性土壤,多分布在居民地和旅游区;13.43％的土样为中性土壤,多分布在湿地保护区;79.10％的土壤为碱性土壤,主要分布在农业区和工业区;无强酸性和强碱性样品。不同土壤pH范围的重金属平均含量不同,随着土壤pH值由酸性、中性到碱性的升高,Hg、Cd、Pb、Zn含量先降低后增加;As、Cu、Ni、Cr含量先增加后降低。     

关系-任务冲突对矿工心理行为资源的双路径影响机制

为保证一线矿工安全作业,提升煤矿企业运作效率,降低一线矿工反生产行为的同时增加工作投入,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智能化转型背景下煤矿企业中冲突对一线矿工心理资源损耗和增益的影响,以自我损耗作为资源损耗的心理表征,自我效能感作为资源增益的心理表征,对208名一线矿工进行问卷调查与实证研究,探究对一线矿工反生产行为和工作投入的进一步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关系冲突和任务冲突均显著正向影响矿工的自我损耗,导致矿工的反生产行为;任务冲突会降低矿工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对工作投入造成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为煤矿企业如何对待一线矿工冲突的发生提供参考。     

环评审批中“重大利益关系”的认定问题研究

目前法律对环评审批中“重大利益关系”的规定过于笼统,导致实践中环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重大利益关系”的理解与认定不一,同案异判现象普遍。“重大利益关系”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的法律概念,客观上难以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因此,有必要从实证研究出发,基于利益理论的分析,总结相关考量因素,明确利益衡量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并采取自由裁量和个案认定的方式,从“质”——受害利益的性质和“量”——程度和范围、公法标准、持续性等这两个角度对是否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进行综合认定,从而为环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认定“重大利益关系”提供参考,使得对“重大利益关系”的认定更为全面合理,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     

“石油与环保”摄影作品征集

为宣传各单位石油环境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体现石油、石化及海洋石油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关系,提高石油人的环保意识,激发石油人对环境的关注与热情,由《油气田环境保护》编辑部举办的"石油与环保"摄影作品征集活动于即日起正式启动,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踊跃参与,积极投稿。     

绿色化工环保技术与环境治理的关系

我国化工产业的不断发展,带动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条件,但是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化工生产用到许多化学材料,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化学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造成很严重的影响。我国对化工生产给环境保护造成的影响高度重视,随着绿色化工环保技术的出现,有效解决了化工产业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对我国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改善,对我国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绿色化工环保技术进行分析,探讨绿色化工环保技术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应用。     

中国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逻辑

政策试点是中国国家治理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遵循“由点到面”逻辑以试验手段制定政策的一种常规性工作方法。低碳城市试点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开展试点,探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模式。现有文献侧重低碳城市建设的内涵、建设模式与路径、温室气体的核算方法、政策手段、峰值研究与达峰路径、效果评估等,有力地支持了低碳城市建设决策,但对于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鲜有涉及。本文从政策过程理论、央地关系两个视角,结合府际学习与竞争关系,建构了中国低碳城市政策“试点–扩散”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中国的低碳城市试点具有探索型开拓性、综合型专业性、授权型自主性的特点,结合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文件要求和实践进展,从政策试点的选点、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五个方面对于中国低碳城市试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相较于经济领域的其他政策试点,低碳城市政策试点具有弱激励弱约束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学习能力和领导力,在政策创新方面表现出争先、自主、效仿和守成四种行为特征,并以杭州、深圳、镇江、成都四个表率城市做了实证。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可能在现实中需要往复多次进行,中国已陆续开展的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就遵循这样的政策逻辑。试点的意义是试出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从前三批试点城市评估结果来看,试点城市在低碳发展目标设定、转型路径探索和低碳发展动力转换等方面与社会的预期仍有差距,为此本文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四点建议:一是激发城市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低碳城市试点的科学论证机制;三是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四是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导向。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     

云南洱海流域一次暴雨过程的雨滴谱特征分析

利用激光雨滴谱仪、自动雨量站和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观测资料,对切变线影响下洱海流域的一次暴雨过程雨滴谱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雨强大于2.5 mm/h时,激光雨滴谱仪计算的累计雨量和雷达反射率因子较自动雨量站测得的值存在明显的高估现象,但二者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对雨滴分钟速浓度、雨强和质量加权直径时序分布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雨强小于2.5 mm/h时,质量加权直径均值为1.016 mm,雨强大于2.5 mm/h时质量加权直径均值为1.74 mm,粒径大于1 mm的雨滴是影响雨强大小的关键。对本次降雨过程按层云、积云和混合云降水进行分类,发现三类降水的雨滴谱分布均为单峰型,且Gamma分布拟合效果较好,拟合决定系数R2均大于0.9,积云降水谱宽最大至3.75 mm,混合云降水谱宽2.75 mm次之,层云降水谱宽最小为2.125 mm。对Z-R关系进行了拟合,得出本次暴雨过程Z-R关系为Z=118.37R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