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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湖南省级政府职能部门官员对记者说,近年来,大米重金属超标的情况在全国多地皆有存在,湖南所产大米重金属超标的情况也早已存在,比较普遍,根本不用再进行检测。但湖南是农业大省、产粮大省,过于炒作湖南大米镉超标之事,对于湖南的农业经济影响是很大的。(5月21日《每日经济新闻》)中国年产稻米近2亿吨,此中的10%即达2000万吨镉超标。如此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之严重。近年来,政府对镉大米等"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然而,一些地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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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煤炭在我国的主体能源地位不会改变,全国许多地区均可能面临持续的大气煤基PAHs污染.为此,本文选取PAHs污染相对严重但缺乏足够关注的广西、四川、贵州与云南4个西南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煤基PAHs排放、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了一套综合评估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分析不同情景下西南四省(区)煤基PAHs排放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在维持情景下,未来10年煤基PAHs排放相对增长率的省份次序为:广西(44.54%)贵州(29.44%)云南(26.37%)四川(-2.19%).经过产业与能耗结构的调整,四川和云南在规划情景下的相对增长率分别比维持情景减少了27.17%和20.88%,这两个省的减排效果最大.同样的情况,贵州与广西仅分别减少了7.32%和5.52%,仍保持较快的增长趋势.要实现煤基PAHs的有效减排,各省份需实施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云南应同时考虑工业源与生活源控制政策,四川应减少工业源排放量,广西和贵州应在进一步优化产业与能耗结构的基础上分别采取工业源和生活源控制政策.总体而言,系统动力学方法适用于分析非常规大气污染物的复杂动态变化,可为当地政府提供科学调控区域经济-能源结构-环境质量之间发展关系的政策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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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划》概览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重视科学、严谨地制定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计划。并持续、有效地执行该计划是日本成功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关键。2003年,日本环境省第一次制定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划》。实施五年后。又于2008年3月公布了新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划》(以下称新基本计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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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区域CO2排放的长期变化趋势对制订碳减排政策和实现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根据IPCC指南,测算了2000—2012年我国中部六省(安徽省、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的CO2排放量及其排放强度;借助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Malmquist指数模型,从CO2排放量、生产总值、资本存量、能源消费总量和劳动力5个方面,对中部六省的动态CO2排放效率进行了全要素分析.结果表明:①中部六省的CO2排放总量由2000年的6.74×108 t升至2012年的20.24×108 t,年均增长1.12×108 t.②中部六省CO2排放强度由2000年的3.41降至2012年的1.74,年均下降5.5%.受地区能源产业结构的影响,山西省CO2排放强度峰值高达11.40,减排压力与其余五省相比更为艰巨.③动态CO2排放效率均值为1.054,呈稳步提升趋势,技术效率进步指数年均值为1.051(>1),对CO2排放效率提升起到了拉动作用,而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的年均值均为0.999(<1),拉低了中部六省的CO2排放效率.研究显示,中部六省CO2排放量增速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增长态势在短期内仍无法改变.CO2排放与地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关系密切,其排放效率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水平的进步、低碳管理方法的推广和规模经济的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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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由于中国区域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本底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性,致使生态补偿实践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生态补偿的补偿类型、利益主体(谁补偿、补给谁)、补偿形式、补偿标准(补多少)及补偿方式与渠道等是其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核心。中国生态补偿实践格局存在省域差异,在补偿类型上,涉及综合型、森林生态补偿、湿地生态补偿、垃圾处理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等各个方面,且省级差异较大;在补偿形式上,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施的生态补偿和省域政府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是中国各省域生态补偿利益关系的两种主要形式;在补偿标准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北京、广东等省的补偿水平相对较高,而新疆、西藏、甘肃、贵州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生态补偿标准较低;在补偿方式与渠道上,财政转移支付在各省普遍采用,赔偿金、资源价值费、资源税在各省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在补偿利益主体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的生态补偿利益格局在全国各省均有,“企业-农户、企业-地方政府”作为补充。之所以在不同省域之间会存在生态补偿的差异性,这与国家的政策方针导向、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资源禀赋及地域分布、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对生态资源价值的认识、区域地理环境特征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既要认识到其存在的客观性,同时需要从政策、管理、公众参与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加以管控与协调。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