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城市雾霾治理政策效果评估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和其后续“攻坚行动方案”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评估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回归结果发现:(1)“方案”的发布对于“2+26”城市的空气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构成雾霾的主要污染物PM_(2.5)、PM_(10)和AQI的改善程度最明显,SO_(2)、CO和NO_(2)的改善幅度次之,但O_(3)浓度在政策处理期内不降反升,说明近年来O_(3)污染程度加剧,亟须引起关注。(2)长期视角下SO_(2)和NO_(2)的治理效果较短期情况下相比有所提升,说明有些大气污染物仍然具有进一步改善的潜力,印证了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长久的“攻坚战”。(3)引入空间DID分析,通过空间杜宾和双重差分的嵌套模型,放松个体相互独立的假设,从空间维度探讨“方案”的政策效果,对比空间视角下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得出,区域联防联控大气治理手段相比单一地区空气质量改善政策而言能够使得治理效果事半功倍。(4)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方案”通过减少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减少能源消费总量达到空气质量改善的两种作用机制。最后,文章为接下来进一步有效治理大气污染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碳交易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减排和大气污染物减排工作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战略任务。碳交易政策是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议题,其关键在于通过设定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倒逼排放主体实现减排。作为调节经济发展和环境压力的市场型政策工具,碳交易政策能否对碳排放强度以及PM_(2.5)和SO_(2)等大气污染具有协同减排效应值得深入研究。该研究以2006—2018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以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东、中、西3个子样本,探究区域异质性,并将中介模型纳入分析框架,探究技术创新对碳交易影响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碳交易政策在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实现PM_(2.5)与SO_(2)协同减排;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对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减排作用大小表现为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其次,东部地区最小;③碳交易政策对地区降污减排的中间作用机制表现为技术创新对碳交易和碳强度、SO_(2)、PM_(2.5)的显著中介效应。这些结论表明:在城市大气环境治理中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市场与主体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碳交易政策,要将区域异质性考虑在内,增强对大气污染的区域协作治理。另外,城市规划建设要以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立足点,获取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研究结果为完善中国碳交易制度,优化污染物协同减排路径,实现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中国需要重大文化创新

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已90多年,在这期间,学术界对旧文化的批判不少,新文化理论建设却不多。实践表明,新文化理论建设比对旧文化批判更为复杂艰难,因为中西融会、文理交辉、古今通贯,决非浮躁的心态、急功近利的目的所能达到的。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新文化运动已90多年,而新文化理论建设的高潮迟迟没有到来。     

李普曼“拟态环境”理念的分析与批判

沃尔特·李普曼是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学者、社会哲学家与专栏作家,其以深邃的洞察力、独特的视域和犀利的笔触影响了几代美国新闻人,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新闻传播理论的重要开创者。而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年）一书则是在新闻史上最早对舆论传播现象做出系统梳理、总结与探讨的著作。     

我国环境保护税的实施影响与完善路径研究

环境保护税是我国应对环境污染问题一项新的制度工具,其产生于庇古税、双重红利、污染者负责原则等理论的发展,在实施中会对排污企业、政府和公众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为此,我国环境保护税法仍需在税基税率减免措施等实体制度、征管与部门协调等程序性制度、以及配套的收入配置机制进行完善。     

深化煤矿企业双重预防机制建设

为了研究煤矿企业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优化措施,本文深入分析了煤矿企业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落实中存在的问题,从行业监管、企业落实等方面提出改进措施,为煤矿行业安全管理思路提供了借鉴思路。     

深化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构建高质量安全生产体系研究

构建高质量安全生产体系是现代企业进步的原动力,是增强核心竞争能力,获得跨越式发展,实现持续成长的决定性因素。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简称双重预防机制),是将安全风险进行整合归档,根据风险分析的目的不同,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各种不同的风险进行区分,采用隐患排查治理的工作机制。深化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能够进一步增强企业安全生产的风险预防控制能力,采取断然有力措施,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以及有重大影响的事故。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否抑制了环境污染——来自中国281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课题。然而,贸易引致而来的环境问题不容忽视,如何有效防治环境污染,推动绿色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2019年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探究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发现：自贸区能够显著抑制片区所在城市的环境污染,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自贸区通过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提高地区绿色创新能力以及促进地区经济集聚三个作用渠道来抑制地区环境污染;自贸区对地区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存在地理、行政异质性,中西部城市和副省级以上城市的抑制环境污染效应更显著;自贸区在抑制环境污染方面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对邻近地区的环境污染起到显著的遏制作用;在抑制环境污染方面,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之间存在联动作用。本文为丰富自贸区的政策内涵、实现贸易与环境双赢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现有环境污染严重的背景下绿色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为解决发展中的污染问题政府采取环境规制政策进行干预,环境规制政策的评价标准不仅要保护环境同时也要兼顾经济发展。目前关于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8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DID）等实证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作用机制,并且采用PSM-DID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不仅减少了污染物SO₂的排放,而且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效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作用机制分析可知,排污权交易政策提高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途径是加大研发投入,并没有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强环境规制下排污权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好。中国政府有必要继续推动建设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全国化,发挥政府激励作用,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绿色创新效率,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绿色创新效率的新视角检验了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助于区域绿色发展的同时也为制定和完善排污权交易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设立国家高新区能否驱动城市绿色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经验数据

国家高新区是新时代中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本研究以2008年之后设立了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实验组,以一直未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对照组,形成2003—2019年的2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驱动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设立国家高新区能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但提升效应有待进一步加强。其机制主要是国家高新区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资源节约利用水平,提升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水平,改善居民绿色行为和居住环境,进而提升城市的绿色生产指数、绿色生态指数和绿色生活指数。以上结论表明国家高新区可通过推动产业结构提档升级和节能减排来进一步增强绿色先行示范作用,引领城市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