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冲程助力车说“不”

2002年1月1日起,南京市开始执行更为严格的道路车辆尾气排放标准。这意味着自这天起,除所有燃油二冲程助力车和未经环保部门准入、难以达到这一标准的其他燃油助力车继续禁止销售、禁止上牌外,去年通过年检、目前仍在行驶的近万辆二冲程燃油助力车年内将全部被淘汰,积极稳妥、分步实施的割除机动车     

德国推进可再生能源良治研究

德国在可再生能源(RES)领域的先锋作用体现于它在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装机能力的世界领先地位中,而且德国的生物燃料生产位居欧洲第一,安装的太阳能集热面积也很可观.这些成功不单是因为德国的自然资源基础优厚,而主要是创新的国家扶持政策的成果.来自欧洲和国际承诺的压力也对德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分析了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成功的原因,包括国家推广手段和扶持项目的优惠设计元素、欧洲和国际上对其政策的影响、技术和公众态度等环境条件的影响.另外进一步描述了其他欧洲国家可再生能源成功发展的驱动力,并探讨了德国可再生能源成功的驱动因素对于中国的适用性.     

保护环境新举措 实现燃油无铅化

我国1993年已有汽车800万辆,公路里程也以年万公里速率递增。汽车排放有害物的数量和污染范围正在迅速扩大。我国已制定出汽车废气排放标准、在用汽车报废标准及强制更新报废制度。在燃油上则逐步向无铅化过渡,并拟在本世纪末前全面实现无铅化,以达国际统一标准。此举利国利民利环保,必将顺利实现之。一、燃油加铅能改善油抗爆性能却污染环境在全球汽车不多、技术较落后和环保未被重视的年代,为提     

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发展规划发布国家将制修订八领域重点项目标准九百二十六项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14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2005--2007年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节能、节水、节材、节地、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废旧产品及废弃物回收与再利用、清洁生产等8个领域的标准制修订工作做出具体规划。     

荷兰的生物质能政策

本文是根据荷兰经济事务部能源局局长Okko van Aardenne博士在2000年11月30日中荷垃圾填埋气研讨会上发言稿和会议资料翻译，整理的。文内小标题为译者所加。作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荷兰可再生能源尤其是生物质能源的利用情况，研发方向和政府的鼓励政策。     

使用清洁能源,改善煤烟型污染城市大气质量--可再生能源水源热泵技术的应用

本文从热泵工作原理入手，阐述了可再生能源水源热泵技术替代解决燃煤城市冬季采暖的能源问题，进而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推广应用清洁能源做一有益的尝试。同时也为治理乌鲁木齐市的大气污染及调整能源结构提出了一条新思路。     

生物质液化燃油代用燃料的应用及展望

主要介绍了生物质液化燃油代用燃料的概念、特点及优势,分析了其它几种代用燃料优势与不足,并阐明了生物质液化燃油代用燃料发展的必然趋势.     

拉美国家致力推广可再生能源技术

2004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飞速上涨，再次绷紧了全球能源神经，而以石油为单一发展动力的世界经济的脆弱性正在逐步显现。在此背景下，寻求多元化的廉价能源正在成为许多拉美国家未来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可再生能源则是此项战略的第一步。     

国外气候与能源政策相互作用的研究述评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合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背景下,各国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越来越关注,由此产生了诸多能源和气候政策。然而,这些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高度不确定的,既有可能相互补充和加强,也有可能相互干扰甚至破坏各自的目标,因此亟需引起学者们关注。在大多数情况下,气候政策与能源政策并非完全冲突、重叠,也不是互相加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基于此,不同的气候与能源政策具有并存的合理性。本文对近年来国外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尤其关注碳排放交易体系与能源政策的相互作用。本文从两个气候与能源政策的相互作用着手,主要分析碳排放交易体系与碳税/能源税、碳排放交易体系与能源补贴、碳排放交易体系与可交易绿色证书/可交易白色证书之间的相互作用,随后拓展到多个气候与能源政策相互作用。最后,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评述,并指出未来有待解决的问题:大部分定量研究主要关注某个国家或区域的电力部门而忽略了碳排放交易体系所涵盖的其他部门;一些研究主要采用静态模型,忽略了最优化模型的动态路径,即没有考虑经济增长、配额需求模式、碳价格波动、配额的储存等因素;大多数气候与能源相互作用的研究中,并没有将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具体政策设计考虑在内。     

气候保护需要有序繁荣的全球光伏市场——论中欧光伏贸易摩擦

中欧共同且最大的利益是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的迅速推广努力实现全球气候保护目标。建立有序竞争，需求强劲的全球光伏市场符合这一利益。而中欧光伏贸易摩擦不仅对处于全球不同分工的光伏产业链都具有严重的破坏力，并且严重影响了欧盟和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互信与好感，对于全球气候治理非常不利，这一问题须通过综合性的方式从制度上进行理性回应和解决。